光宗虽然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但他登基之初，还是想革除弊政，如将其父皇搜刮的内库金银拿出来充作军费，颇得民心。同时，他对自己的老师叶向高颇有好感，他想施行新政，便想借助叶向高的智慧和能力。于是，登基后不几天，便下诏请叶向高还朝，但诏令还未到叶向高的手上，光宗就已去世。熹宗接任后，仍按父皇的意愿，促使叶向高还朝。叶向高多次推辞而不能，只得束装上路，从老家福清登车北上。他于天启元年（1621）十月重新回到阔别了六年的北京，再次担任首辅。

他重登首辅之位三个月后，便促成了一件大事，便是给张居正平反。

对张居正，叶向高感情较为复杂，从宽厚的角度讲，他不同意张居正的严峻；但从富国强兵的愿望上看，他又赞赏张居正的施政措施。特别是万历后期，他目睹弊政日深国力衰微民心溃散的乱象后，更加觉得张居正的难能可贵。但他毕竟不是铤而走险的人物，他不敢在万历皇帝面前为张居正讲好话。不过，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曲折表达对“万历新政”的怀念。

前面曾经说过，当年万历皇帝同时任命于慎行、李廷机与叶向高三人为内阁辅臣。于慎行刚从山东老家抵达北京就病死，叶向高为其写墓志铭。其中有这样一段：

当江陵柄国日，既大失士大夫心。其败后，莫不推波助澜，欲甚之而为快。公独致书丘公，言江陵常有劳于国家，是非功过当为别论，即间有所受取，亦可指数。家之所藏，远较分宜，近视冯珰，皆万分不及。而必欲捕风捉影广为搜刮，以称上命，窃恐株连全楚，公私皆受其累……

这一段是歌颂于慎行在张居正祸发之后的公正态度。于慎行认为张居正有劳于国家，对于他的是非功过，可以暂时搁置不谈，但诬蔑他贪污，则有失公正。他希望主持此案的刑部侍郎丘橓不要一味迎合皇上的意思，捕风捉影制造冤案。

叶向高为于慎行写墓志铭时，正在首辅位上，万历皇帝也还健在。但他敢于这样写，可见他对张居正的改革新政还是持肯定态度的。

光宗登基后，将一些被贬谪罢斥的大臣请回京城，其中就有一个曾因反对张居正夺情而被打断腿的邹元标。邹元标也是一个学者型官员，一辈子刚直不阿。此番回京，主动追述张居正的功绩，并大声呼吁“张居正功不可没”。其时，万历皇帝已死，为张居正平反的最大障碍已经清除。于是，叶向高便利用邹元标等老臣的影响力，建议熹宗为张居正平反。

天启三年的五月初三，在张居正去世整整四十年之后，熹宗皇帝宣布为张居正平反，恢复张居正的原官。这一天，也正是张居正的诞辰。

五月初四，熹宗再下诏旨，抚恤方孝孺的后代，赐予谥号，给予祭祀和安葬。

我曾说过，明代所有的帝师中，悲剧性最大的两个人，第一是方孝孺，第二是张居正。熹宗同时给这两个人平反，作为当朝首辅，叶向高功不可没。

熟悉中国政治运作规律的人都知道，任何一次政治的革新，都是从平反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开始。给方孝孺、张居正平反，本可期待熹宗有更大的善政出现，但不幸的是，他深深信任的大太监魏忠贤与奶妈客氏，已经让朝廷陷入黑色恐怖。

天启四年（1624）六月初一，左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的二十四大罪状，朝廷中正直与邪恶的斗争由此进入白热化。

当杨涟递交《劾忠贤疏》时，谕德缪昌期正在拜谒叶向高。缪昌期是叶向高的得意门生。交谈中，缪昌期告诉他杨涟上疏的事，叶向高听罢大惊，说：“杨涟这是轻率之举。除掉魏忠贤，熹宗身边还有谁呢？”缪昌期听此回答更为吃惊，大声说：“是谁用这种话欺骗你呢？魏忠贤这种人该杀呀！”说罢起身而走。

叶向高态度暧昧，引起大批官员的不满。比起万历时期，年过六十的叶向高的确变得圆滑了。但他却不肯与魏忠贤之流同流合污，而是审时度势，认为眼下铲除魏忠贤的时机还不成熟，杨涟劾疏上呈后，大臣相继有数十人跟进上疏，一时间局势非常紧张。有人建议叶向高将此事交给大臣讨论，可能取得胜利。叶向高认为眼下最好的办法是由内阁从中做工作消化矛盾，不要让大批官员因此而酿悲剧。于是，他给熹宗写信，一方面肯定魏忠贤忠君勤劳，一方面又说魏忠贤滥用皇上对他的宠信，导致内廷与外官对立，建议让魏忠贤回家闲居。

魏忠贤看到这封信后很不高兴，便请人捉刀给熹宗写信为自己辩护。同时，还派出大批宦官围攻叶向高的居所。叶向高又给熹宗上疏说：“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