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年（1612）春三月，大批闹饥荒的流民集聚京师，户部请求拨出粮米建几处粥厂进行赈济，获得皇上批准。这天，叶向高视察粥厂归来，嗷嗷待哺、形容枯槁的饥民形象在他脑子里挥之不去。作为历史学家，他可以从浩浩史籍中找出许多例子来证明“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今日之饥民，谁能保证他们明日不会成为揭竿而起的陈胜？大厦将倾的危机感让叶向高无法缄默。于是，他又提笔给万历皇帝写了一封简单的奏疏，大意是：历代帝王在位四十年以上的，从夏、商、周三代至今，只有十位君主，皇上便是这十位中的一位，希望皇上珍惜上天的眷顾，推行新政，征集人才，及时处理政务。

叶向高在这封简疏中含蓄地提出“推行新政”，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为张居正说话。因为，万历登基之初，正是因为任用张居正“推行新政”，国家才有了中兴之象。自张居正之后，朝廷再无一个大臣敢提“推行新政”这四个字。叶向高此时提出来，可谓触犯了万历皇帝的忌讳，这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

但是，叶向高的这一记重拳，仍然打在棉花上。

按理说，一个登基四十年，又恰逢进入天命之年的皇帝，面对这样两个重要的时间窗口，一定会有所动作，在抚慰民心提振治绩上，也会推出一些善政。但是，万历皇帝坚持“枯树禅”，心如死灰比出家人还要彻底。

叶向高心里凉透了。第二天，他又写了一封奏章，名为《乞休第二十三疏》：

奏为申请罢斥事。

臣于岁里连章乞罢，伏蒙圣恩慰留，届期重违上命，匍匐勉出，亦妄意圣明当此新岁，必有一番新政，以慰天下之望，使臣得少免于旷职之愆。乃至今杳然。虽连章苦口，一切不报。臣始知蝼蚁之诚，终不足以动天。其所日夜延颈而企望者，皆是妄想，谆谆陈请，皆赘辞耳。乃大小臣工，犹以此望臣，若谓臣之力尚能得之皇上而不尽者，天高于上，众迫于下，臣以孤身踯躅其间，譬如牛马。主人既絷其足而诸欲乘其驾者又鞭之策之，必令其行。彼牛马虽贱，亦有知觉，其能不仰首而悲鸣哉！

昔韩琦求去，神宗留之。琦乃尽取士大夫责望之书以奏，神宗遂听其去。盖人主之于臣，既不行其言，则亦使之有所容于天下，而后可也。臣之庸劣既远非琦比，而人之罪责臣者，又万倍于琦。臣寸心未死，何以自容。顷者以腰足楚痛不能行步，杜门数日又复勉出，令人扶掖而进。今一身之中，自顶至踵，无不作痛，即扶掖亦不能行，此所以万不得已。哀祈皇上放臣残生，使归田里，以毋误天下国家之事。

臣闻之畏途难涉，高位难居，臣起自孤贫，素无远志，叨滥至此，自揣非宜，无一时一刻不思退避，岂敢营私贪位，以贻士大夫之忧。惟望皇上召还耆德，妙简名贤为天下所共信共服、无偏无党之人，使居此地，耳目一新。众志咸附，世界应有清宁之日，此尤今日安危治乱之一大机。而臣所欲以一去报国者，惟圣明鉴其诚而批准之。臣冒死恳求，不胜激切哀鸣之至。

万历四十年二月十七日

这是叶向高写给万历皇帝的第二十三封辞职报告。自古至今，高官的职位都是香饽饽，唯独在万历中晚期，想当高官的人都成了一大傻。那一时期的官场展现生动的“围城”现象，一方面是仍有不少人想跻身其中尝尝高官的甜头，另一方面是已经当上高官的人纷纷都想挂冠而去。发展到后来，越是有责任的大臣，越是有气节的人，就越是想炒万历皇帝的鱿鱼。

从万历三十八年至万历四十一年的这三年时间里，叶向高一共写了三十九份辞职报告，平均一个月一份。如果将这些辞职报告单独汇聚成册，即可看出当时政治的混乱，亦可看到叶向高的苦心孤诣。当然，我们更可以从中看到万历皇帝的昏庸。如果说，正德皇帝的昏庸尚有可爱的一面，万历皇帝的昏庸则可谓是大明帝国的升级版，除了可恨，还是可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