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学团团长,现中央农村工作部离体干部)、李鹤(即江青)、王洞若、王东放、袁超俊(又名严皋)等人。”
“晨更工学团”是一个教育团体,设有幼儿院、小学、特别班、农民识字班、工人识字班、店员识字班。最初,徐明清分配江青在店员识字班里当教员,教唱歌,辅导识字、读书。“工学团”其实是松散的组织,并非正规的学校。最初只是借用陈更村几间农舍办学,非常简陋,经费也极拮据,靠着一位“交际家”在外募捐。此人名叫黄警顽,是上海商务印书馆交际股股长。黄警顽有着过目不忘的“天才”,见上一面,此后便认得,号称认得十万青年。黄警顽在十里洋场为工学团募捐,使“晨更”得以维持。
“晨更工学团”的教员们,只有一碗饭吃,没有工资。江青在那里除了教店员识字外,还和田沅一起,编演小节目,诸如田汉编剧的《放下你的鞭子》等,组织学员到附近农村演出。
“晨更工学团”的人员逐渐增多,几间农舍不够用了。黄警顽到底不愧为“交际家”,他打听到北新泾镇罗别根路罗家花园对面,有一座被资本家废弃的花园。那里,有一道黑色竹篱笆围着,里面是一幢破败的小楼,底楼四间,二楼三间,顶上还有一个小阁楼。小楼后边,有一排平房。另外,还有一个破旧的玻璃花房。这座烂摊子一般的“花园”,由一位姓陆的农民看管。经“交际家”前往“交际”,“花园”的主人答应借给“晨更工学团”办学用,不收分文房租。于是,那里便成了“晨更工学团”的“大本营”。那座小楼、那排平房成了教室和教员宿舍,玻璃花房成了伙房。
女教员不多,只有徐明清、江青和一个名叫李素贞的宁波姑娘。据徐明清回忆,江青当时喊她“一冰”,她叫江青“小李”,而她俩都称李素贞为“宁波李”。她们三人同住那座小楼顶上的阁楼。每天爬着竹扶梯上去,小阁楼里只有一扇老虎窗,没有床,三个人在地板上铺了草席睡觉。“宁波李”是共青团员,受徐明清领导。江青因为没有组织关系,只是作为徐明清手下一名普通教员,没有参加党组织活动。江青当时参加了“剧联”,后来又参加了“教联”。
天天住在一起,徐明清跟江青慢慢熟悉起来。当时江青一头短发,一身蓝布旗袍,从不涂脂抹粉。徐明清记得,江青那时教唱歌、演戏,很活泼,可是回到小阁楼里,往往判若两人,常常独自唉声叹气,久久地凝视着北方,一言不发。徐明清看出她有心事,又不便于问她。有时,江青从身边掏出一封信,细细地看,看罢又收了起来。
很偶然,有一次这封信掉在小阁楼的地板上。徐明清拾了起来。出于好奇,也出于想了解江青究竟为何苦闷,她打开了这封信,她一边看,一边不由得大笑起来。时隔半个多世纪,徐明清还记得,那信的开头是“进子”两字——江青原名李进孩,又叫李进;落款是“小俞”。信的原文,她还记得一句:“你是我心中的太阳。”一看这封信,徐明清明白了江青为什么苦闷。
徐明清在把信交还给江青时,问起了小俞。江青说出了心里话:“小俞是我的爱人。这封信,是我们谈恋爱时他写给我的。我们结婚以后,他被捕了。我不知道他现在究竟在哪里,非常想念!”
徐明清劝慰了一阵,从此知道了江青愁眉苦脸的原因。不过,江青没有说她的丈夫和她都是中共党员,徐明清也从未向她提起自己是中共党员。
“宁波李”调走了。小阁楼里只剩下徐明清和江青,她们之间的交谈更多了。
那时,“晨更工学团”的教员已经有二十多人,徐明清把其中的共青团员组织起来,成立了共青团支部,支部书记为陈企霞。
陈企霞比徐明清小两岁。他曾在自传中这样写及:“一九三二年起,从通信中结识了叶紫。在他的鼓励下,我到了上海……一九三三年下半年,由左联派到沪西郊区,参加工会教育工作,入共青团,也和党有了联系。”(《中国现代作家传略》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就在这时,共青团支部认为江青表现还不错,吸收她入团。据徐明清回忆,当时陈企霞叫“陈华”,团员之中有王东放、紫玉玺(后来改名紫川若)等。这样,江青在失去党的组织关系之后,由徐明清为介绍人,加入共青团。
当时的生活颇为艰难,每顿饭只有黄豆芽、菠菜汤之类的素菜,连油都很少,能有大米饭吃就算不错了。江青为了避难来到此地,有吃、有住已是万幸,不太计较生活问题。她每日与众不同的“常课”,是打了井水洗头发。天天洗,很注意保养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