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知名度，她的丈夫王观澜是一位名人，不论在《中共党史人物传》还是《中共党史辞典》上，都可以查到他的传略或条目。他于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曾任中央农委主任、农业部党组书记。而她——徐明清，原本鲜为人知。

然而，如今她的名字成千上万次用铅字印刷。不论是中国人写的，还是外国人写的；不论是“正传”、“外传”，还是“秘史”、“野史”，凡是写江青的，她的名字是无法绕过去的。这是因为江青当年在上海的时候，跟她有过非同一般的密切关系。

令人遗憾的是，那么多写江青传记的作者，没有一个直接采访过徐明清。正因为这样，据徐明清已收集到的近十种江青传记之中，没有一本能够如实反映她和江青的关系，其中好多本书把徐明清写成“叛徒”，写成江青的“同伙”。已经步入垂暮之年的她，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作为作者之一，我也曾误信一九七七年三月印发的某些文件中关于她的材料，以为她是“叛徒”，陷入迷误。

一九八九年九月中旬，我在北京给她挂了电话，希望对她进行详细采访。她家颇为僻远。为了便于采访，我干脆搬到了离她家只有二三百米远的一家招待所住下。

她是副部长级离休干部，住在一幢宽敞的平房里。

我步入徐明清家客厅，便看见墙上悬挂着毛泽东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写给病中的王观澜的那封著名的信：“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这是对付慢性病的方法……”

徐明清年近八旬，个子小巧，态度谦和，南方口音。她跟王观澜同乡，一九一一年五月十三日出生于浙江临海。她于一九二六年底加入共青团，一九二九年秋由团转党。一九八四年春节，薄一波受党中央委托，在茶话会上提及十五位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大姐的名字，并致以亲切问候。徐明清是这十五位老大姐之一。

徐明清是怎么结识江青的呢？我打开录音机，请这位历史的见证人讲述自己所知道的江青……

一九二八年，徐明清考人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南京创办的晓庄师范。不久，她成为该校共青团支部的支部书记。一九三〇年四月，蒋介石查封了晓庄师范，陶行知逃亡日本，徐明清转往上海从事女工教育工作。

一九三一年春，陶行知从日本潜回到上海。不久，他公开露面，倡议成立工学团，相继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报童工学团”、“晨更工学团”、“流浪儿工学团”。徐明清成为“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

所谓“工学团”，用陶行知的话来说：“工就是做工，工以养生；学就是科学，学以明生；团就是团结，团以保生。”

“晨更工学团”是一九三二年十月成立的。这个工学团办在上海西郊北新泾镇，那里有个村子叫陈更村，借“陈更”的谐音取名“晨更”。在当时，“晨更工学团”是公开的、合法的教育团体。

上海左翼“教联”、“社联”、“剧联”以及“左联”，都纷纷派人参加“晨更工学团”的工作。“左联”派出的是陈企霞，“剧联”派出的便是田沅。

根据晨更工学团柴川若的回忆，写道：

“晨更工学团是陶行知先生筹办的第一个普及大众教育的组织。从表面上看，它政治上不偏不倚，提倡教育救国，实施实验教育，实际上它是我党的外围组织。其成员大都是满腔热血的革命青年，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起着核心的组织和团结作用。晨更工学团的教育对象主要是工农大众及其子弟，包括纱厂女工、小店员、黄包车夫等劳苦大众。

“工学团办了很多各种类型的学校，有全日制的工人子弟学校，也有各种业余的夜校。”

正因为田汉之弟田沅跟“晨更工学团”有着密切的工作关系，所以他也就把江青安排到这里来。

徐明清记得，那天田沅忽地陪着一位山东姑娘来。她细高个子，穿一身蓝布旗袍，长得俊俏而性情活泼。她便是李云鹤，当时叫李鹤，亦即江青。

徐明清又名徐瑛，那时叫徐一冰（有的江青传记误为“徐一永”）。虽然她只比江青大三岁，在政治上却要成熟得多。她不仅领导着“晨更工学团”，而且还是上海“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简称“教联”）的常委。

陈企霞之子陈恭怀在《我的父亲陈企霞》一书中，这么写道：

“当时和父亲一起在工学团工作和任教的有柴川若（现北京市委离休干部）、徐瑛（即徐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