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亮的头发。

那时，谁要进城，就向徐明清讨几角钱车费。江青在上海没有亲戚，朋友也很少，所以她几乎不进城，没向徐明清要过车钱。

后来，江青向美国维克特这么叙述自己初到上海的经历：

到上海的第一夜，住朋友家。我是以群众组织的关系到上海，通过田汉找党。我知道有个“春秋剧社”是左翼的。田汉住哪里不知道，只能通过社会关系，这是冒生命危险。每天找春秋剧社，我一句上海话也不会讲，也听不懂，但很快找到了。我到那里就说是北方的戏剧工作者，要找田汉，把党的关系藏起来了，但这样也有被捕的危险。田汉有两个弟弟老三和老五，老三带我去见了田汉。田汉叫我哪也别去了，就住在他家，要弄清问题。因他们认识我在青岛的一个同志，就信任我了。

过了几天，田汉、周扬、阳翰笙三人共同跟我谈话，要我放下关系，党的关系可以接上。他们问我想做什么工作，当时有两个电影公司靠拢我们。还有剧社，问我上不上舞台，甚至问上不上银幕，我拒绝了。

我要求做群众工作，基层工作。他们叫我到北新“晨更工学团”，那里很荒凉。“晨更”与陶行知有关系，我们募捐，有时找陶。陶很爱护青年，我是被爱护者之一。

“晨更工学团”是义务学校，主要教工农子弟，还办店员补习班。我去时，田汉派他的弟弟老五与我同去，他忽然间对我起好感，不顾那样的环境，老在屁股后追着，弄得大家都议论纷纷。我冒险写了封信给田汉，请你把弟弟调走吧，我不能工作了，你是官僚主义。谁敢批评他呀，从此我倒了霉，他弟弟是调走了，我的党的关系不给解决了。因我的关系都在他们那里。

我赌咒再不见左翼戏剧家联盟的人。我在群众中定会找到党，党也会找到我的。当时上海有文总、左翼作家联盟、青年团左翼教联，都找了。我什么都做，凡是革命工作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