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奶奶小时候，农村小姑娘还流行裹脚，和我奶奶年纪相仿的老太太，大部分都有一双小巧的三寸金莲，走起路来一颠一颠的，两手也跟着左右摇晃，那模样像极了大型交响乐的总指挥。然而我奶奶却从没裹过脚，一双大脚丫子和我的大小差不多。关于我奶奶没裹过脚的这一事实，有两种解释，其一是奶奶比较开明，懂得裹脚是对妇女一种不人道的残害；其二是奶奶小时候家比较穷，只顾干活了没闲工功夫去裹脚。当然，我比较欣赏前一种解释。

我妈不太喜欢奶奶，而对姥姥关怀备至，并不是因为奶奶不像姥姥那样有一双三寸金莲，而是因为我妈从小就是姥姥最疼爱的一个女儿，不管我妈做错了什么事，在姥姥眼里都是对的。

我妈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我妈的两个姐姐分别被我称为大姨和二姨，一个弟弟被我称为小舅。姥爷最疼爱的是小舅，而姥姥最疼爱的是我妈。妈妈小时候，正赶上20世纪50年代末的大饥荒，听她不止一遍地给我们讲，那时候每个人每顿只能喝一小碗杂面稀饭，人人都饿得饥肠辘辘面黄肌瘦。小舅那时还不懂事，处于重点保护对象，在吃上就没大挨饿。当时姥爷在生产队当会计，每天晚上给小舅买一块小红薯。姥姥剥一点儿皮塞到我妈嘴里，然后，再把一点儿红薯肉塞进小舅嘴里，妈妈和小舅两人吃得津津有味，而大姨和二姨两人却在旁边眼巴巴看着馋得口水直流。

妈妈说，那时候最幸福的时光就是每天晚上蹲在姥姥身旁等着吃红薯皮，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天自己也能吃上一小块红薯肉，不多，就小手指头那么大。如果姥姥偶然把一小片红薯皮塞进二姨嘴里，那么这对二姨来说，是要比过年还要令人兴奋的。但这样的情况不多。由此妈妈得出的结论是，那时候的红薯比现在的香甜。

把红薯皮分给我妈，红薯肉留给小舅，这是规律定理，天经地义，谁都不会认为哪里有毛病。虽然当时姥姥从没把红薯皮塞进过大姨嘴里，但大姨在姐弟几个里面却是最孝顺的。姥姥和姥爷这些年的生活几乎全是在大姨的帮助下度过的。

如果姥姥没有像奶奶那样在我的胳膊上烫一个蝴蝶形的疤痕作为疼爱我的证明，我是会竭力反对的。只从内心的感觉里认为，姥姥都要比奶奶亲切，至少姥姥的厨艺要比奶奶高出一大截。在奶奶家吃饭总是玉米糊、咸菜、青菜，没有一点儿味道，而在姥姥家则不同，除了能吃些在奶奶家见不到的零食，还常常吃些鱼肉，就算没这些，姥姥也能把同样的青菜做得味美可口。这些都是小时候的想法，用我现在的观点应该这样表达：奶奶懂得怎样才能吃饱，姥姥懂得怎样才能吃好。

大姨每月都会给姥姥一笔丰厚的零花钱，嘱咐她一定要花完，可姥姥总舍不得花，常把省下来的钱偷偷塞给我。姥姥给我钱并不是以此来贿赂我让我喜欢她，事实上我从没收过姥姥的钱（压岁钱除外），但我照样喜欢她。所以如果投票选我去做官，也肯定是个少有的清官。

那个被我称为姥爷的老头，是所我见过的最正派最敬业最标准最懂得什么是脚踏实地的农民，姥爷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那把光溜溜的锄头。那把锄头从我记事起就被他握在手里，至少已有20年的历史。那时候姥爷的锄头又宽又大，在撒满姥爷汗水的土地里来回磨了二十几年，到现在已变得只剩下光秃秃的一截小茬茬了。姥爷没事的时候常常从屋里拿出他这个宝贝在地上比画几下。

我小舅这个大流氓不知干了什么坏事，大批地往家拿钱，他常对姥爷说：“别要那些地了，种什么地啊，要什么我给你什么，要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这时姥爷却不高兴了：“败家子儿，农民不种地干啥！”

姥爷干得再辛苦再勤奋，从地里收获的粮食或是其他土产都通通送往小舅家，那可是他唯一的儿子。为儿子操值家业是老子的义务。这是姥爷的思想。

在我们村，如果你问谁家田地里没有杂草？随时都会有人站出来给你正确答案，当然是我小舅家。姥爷无时无刻不在小舅家的田里精心侍弄，哪怕烈日炙烤，汗流浃背。姥爷所做的并不像那个被我称为大婶的泼妇做拉爷爷的材料那样的无用功，如果说他从地里收获的那些东西小舅根本吃不到或是因不屑而不吃的话，姥爷还因此在全村留下了最崇高让不管老一辈还是小一辈都最尊敬的荣誉。比起姥爷，爷爷无时无刻不让我脸红。

姥爷也像爷爷一样不喜欢说话，但他绝不会像爷爷那样蜷缩在朝南的墙根抽着旱烟眯缝着眼看太阳。姥爷没这份闲工夫，他一有空闲便在家整理院子，小舅家的院子被他摆弄得整整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