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他的“贴身秘书”廖祖康。廖祖康在王洪文身边工作了十年，从一起“造反”直到一起“倒台”，十年朝夕相处。我从公安部门得知他的下落。我来到一个十分僻远的所在，公安人员把他找来。最初，他觉得没什么可谈的。慢慢地，我们的谈话开始进入正题。我事先采访过熟悉他的人，对他的情况较为了解，而他也读过我写的许多作品，渐渐打开话匣子。他也说及自己的心境——他是在“四人帮”被捕的前一日举行婚礼的，新婚后便入狱，妻子等他那么多年，好不容易才与妻子团聚，有了一个一岁多的女儿，他希望平静地度过后半辈子，不愿再谈那怵目惊心的十年“文革”。他知道我在严肃地研究这段历史，毕竟还是打消顾虑，跟我整整谈了一整天。尽管谈到某些敏感问题时他仍显得拘谨，但毕竟还是谈了许多重要的亲历的史实。如他所说，这么多年以来，我成为采访他的第一个人。

当年上海滩上的“风云人物”耿金章，如今改了名字，在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住着。王洪文是上海“工总司”的“司令”，他是“二兵团”的“司令”，两人之间有过激烈的争斗。欲知王洪文的“造反”史，不可不访耿金章。我事先查阅了耿金章的人事档案，对他的身世有了清楚的了解，因此采访很顺利，他谈了“一月革命”的许多内幕情况，勾画出张春桥、王洪文的阴险嘴脸，使我写《王洪文传》时掌握了第一手的翔实史料。

我得助于一位在某中央机关工作的友人的陪同，访问了当年“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曾有过许多记者找过关锋，凭记者证、介绍信，关锋都未予接待。我的友人是关锋多年的朋友，关锋才因他的介绍，愿与我谈“文革”问题。如关锋所说，这是他头一回与人谈“文革”。起初他不同意录音，经再三争取，他同意了。

我多次访问了关锋。我发觉，有些颇能反映他的心：比如，我送《张春桥浮沉史》一书给他，照我的习惯，在扉页上盖了个“叶永烈赠阅”章。平常我送书给别的同志，也都是盖个赠阅章。关锋却不悦，问我为什么不题“关锋同志”几个字？我当着他的面，写了“关锋同志指正”，他笑着收下了。再有，我叩门时，是他女儿开门，我问“关锋同志在家吗”，进屋后，关锋忽然问，刚才叶永烈是喊我“关锋同志”吗？女儿立即作证，关锋这才高兴起来……诸如这样的小事，别人毫不在乎，他却很留意。他有公民权。理所当然可以称为“同志”。不过，经过那么一番政治上的大变动，经过长期在秦城监狱的关押，他对“同志”两字的敏感度是常人难以理解的……

我与林杰有着同乡之谊。我去访问林杰，他问起我的岳父——与他同村，所以很快就熟悉了。他是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红旗》那篇“揪军内一小撮”社论的起草者，与王力、关锋同时倒台，当时称“打倒王、关、林”。我在红卫兵小报上查到整篇的“打倒林杰”的文章。一九六八年初，当戚本禹被“端”出来之后，那“王、关、林”才改“王、关、戚、林”，后来演变为“王、关、戚”，因为林杰毕竟只是《红旗》编委，还不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林杰也被关入秦城监狱。林杰所谈“揪军内一小撮”社论的写作过程，纠正了一些讹论传——过去总是说“关锋起草，王力审稿，陈伯达签发”；实际上是林杰起草，关锋审稿，王力替陈伯达读了一遍，由陈伯达签发。

在王、关、戚、林之中，王力在中央工作时间最长，知道的情况也最多。在我访王力之前，他只接待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负责人的访问——那是经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王鹤寿同意、介绍的。此外，他对任何记者、作家，概不接待。我去他家之前，某人给他挂了电话。初访王力，他正在重病之中，虽然给予接待，但只谈了两个小时。所幸我采访的提纲比较详细，而他的记忆力很好，回答也很有条理，所以访问在高效率中进行。凭这两小时谈话的录音，我写出了万把字的《王力病中答客问》一文。一个半月之后，我再度采访他。我下榻于他的附近，得以长时间采访谈了三天，并带回他的大批文稿。当时，他的癌症在手术后已扩散，与我谈话时不断打着呃，消瘦、清癯，自知不久于人世。我对他所进行的录音采访，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抢救史料的工作。

我对那些比王力更“大”、正处风烛残年中的“文革大员”也进行了详细采访，所花时间更多。如我多次访问了当年的“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写出了四十万字的《陈伯达其人》一书。有些采访的情景，只能等我的第二期“工程”完成时，才能对外公开披露。

“小人物”代表着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