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采访那些“文革名人”外，我也对一些“小人物”进行采访。在那风雨交加的岁月，善良、淳朴的“小人物”的种种壮举，清楚地反映了民心的向背。“民心不可侮”。即便在强权酷政的“文革”十年，高压政治并未使正直的人灵魂扭曲。

在傅雷的妻兄朱人秀家中采访，我偶然得知，在傅雷夫妇愤然弃世之后，一位年轻的姑娘自称是他们的“干女儿”，冒着莫大的风险，保存了傅雷夫妇的骨灰。我去北京时，从傅敏那里终于得到这位姑娘的地址。我来上海一条窄小的弄堂，找到了她，这时她已快四十岁了。她叫江小燕，体弱多病，原本是里弄工厂的女工，与傅雷素不相知，却是傅雷译著的忠实读者、傅聪琴声的热心听众。得知傅雷夫妇死于非命，她出于同情之心，挺身而出。她不仅保存了傅雷夫妇的骨灰，而且给周恩来总理去信，说傅雷是爱国的……她的信，没有寄出上海，落进张春桥爪牙手中，作为“大案”来侦破，终于查到她的头上。她差一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只是她确实与傅家毫无瓜葛，这才从大帽子底下开脱。可是，这件事毕竟使她变得异常孤独，没有什么人敢与她恋爱，迄今仍是“老姑娘”。傅聪从英国回沪时，曾表示要重重谢她。她却不愿见傅聪一面，说：“何必道谢，何足道谢。”我深为江小燕高尚灵魂感动不已。她是个“小人物”，比那些“文革大员”们的人格不知高多少倍。

我从公安部的档案中查到，当年帮助马思聪在“文革”中出走的是一个“小人物”——马家的厨师贾俊山。贾俊山后来因此被捕，投入狱中。心烦意乱的他，血压骤长，终因高血压而病瘫，保外就医，最后在贫病交加中死去……我为了寻访他的家属，甚费周折。在北京，我打了十几次电话，才算得知他的家属现在的住址，可是电话中那人又说错了门牌号。我赶往他家，在派出所的帮助下，才找到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得知他的详细情况：他是在“文革”前不久，才受雇于马家。他的工资是由马思聪付给的。当马思聪被打入“牛棚”时，工资被扣，无法再给他发工资。这时的他，照理应另找主顾，而他却出于对马思聪这位大音乐家悲惨命运的同情，一次次前往“牛棚”看望马思聪，给马思聪送东西，劝说马思聪打消自杀念头，直到帮助马思聪逃离北京。当时，马思聪手中无钱，贾俊山卖掉自己的自行车，把钱给了马思聪，而他却因此受牵连，铘铛入狱……在那灾星高照的岁月，一个普通的工人不顾自己安危援救一位中国的大知识分子，确实难能可贵，毕竟民心是难以用高压政治所压服的。

我在采写《陶勇之死》的时候，从陶勇秘书那里得知：一位不相识的火葬场炉前工，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了陶勇将军的骨灰！我当即赶往上海龙华火葬场，从那得知那位工人叫蔡其家。我来到蔡师傅家，他正坐在轮椅上。一次交通事故，差一点使他丧命，落了个半身残废。他慢慢回忆往事，告诉我保存陶勇骨灰的经过：那是一九六七年夏日，由几个挂着造反派袖章的公安人员监押着，从一辆车上抬下一具光身尸体，嘱咐说烧后不留骨灰。蔡其家一听，便知道那是“牛鬼蛇神”的尸体。可是，他一看焚尸牌上的名字，吃了一惊，“陶勇”，不就是东海舰队司令吗？陶勇是身经百战的将军，怎么可能成了“反革命”？出于对革命前辈的崇敬之情，他在中午休息时趁别人不注意，把陶勇的骨类盛在畚箕里，埋于假山中。他为了便于日后分辨，把写有陶勇名字的搪瓷牌与骨灰埋在一起……雨过天晴，陶勇冤案终于得以平反。蔡其家得知要为陶勇开追悼会，这才说出了陶勇骨灰的埋藏处。蔡其家原本是农民，一九五四年龙华火葬场扩建时，征用了他耕种的土地，于是他成了火葬场的焚尸炉的炉工。他是一个非常平凡的“小人物”，但他有一颗善良的心。

傅雷与江小燕，马思聪与贾俊山，陶勇与蔡其家，诚如参天大树与小草。人物固然有大小之分，职务有高低之别，而人的品格却与这一切无关。大树与小草，那清新的绿，同样令人油然生爱。

都说“文革”是“人斗人”，都说“文革”使人心变冷，使人变成了“刺猬”——那刺，要么用来提防别人，要么用来攻击别人。可是，在江小燕、贾俊山、蔡其家这些可敬的“小人物”身上，却使人看到在“文革”冰水之中，人民的心肠是火热的！这些“小人物”，正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尽管“文革”中，今朝斗这个，明日揪那个，“城头变幻大王旗”，但“小人物”们蔑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大人物”，敢于抗争，敢于横眉冷对，谱就了一曲新的《正气歌》。

叶永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