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重磅炮弹。张春桥把他投入狱中，盛暑不给蚊帐，使他饱受“蚊虐”之苦……我走访这位闭户独居的老人，幸亏他的工作单位的党总支书记告诉我，一般地去访问必然会吃“闭门羹”。我给他去信，诚恳地说明来意。多日不见回函。忽地一天，他寄来一大包剪报给我，都是“文革”材料——原来，他这些天找材料给我呢！不过，他的独居的房子，仍旧不许任何人进去。他改为到我家作客，一次次地来，讲述了许多重要情况，并为我提供很多采访线索。

二〇〇〇年七月二十四日，葛正慧病逝于上海寓中，终年七十三岁。

另一位是方兆麟医生。他是上海高干医疗小组的成员。在为张春桥之妹做手术时，发生医疗事故，被打成“反革命”，关于狱中。我多次访问他，不仅弄清了张春桥妹妹死亡经过，查明这一大案的来龙去脉，而且从方兆麟医生的档案中查到柯庆施之死的详细经过。我又从“文革”小报上查出当年某医学院红卫兵所写的关于柯庆施之死的诬陷朱德、贺龙的文章，再与医生等当事人的口述相对照，这样从“文革”小报、人事档案、当事人口述三方面查核，终于写出了《柯庆施之死》，被海内外众多报刊所转载。此文写毕后，在发表前曾送一位在柯庆施身边工作的老同志审阅，柯庆施去世时他亦在现场，他认为文章史料准确，只改动了两三个字，同意公开发表。

这些年，我奔走于“文革”受害者的家庭，访问了众多的“重灾户”。他们对“文革”的控诉，激励着我前进——尽管这是一项工程浩大、头绪繁多的工作，我仍坚持去做。他们赋予我的一种历史使命感。这样，我的调查，我的研究，我的写作，不再是我个人的事情，而是对历史负责，对党和人民负责。我深感遗憾的是，电影《东进序曲》中我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黄秉光的原型、上海市委前统战部部长陈同生之死，是上海“文革”大案之一。我曾访问过陈同生夫人，只粗粗谈一下。原拟过些日子再访，她却突然病逝，我迟了一步……

走访“文革”大员

对于“文革大员”们，我以为他们既是历史的罪人，又是历史的当事人、知情人，必须加以采访。采访他们同样也是对历史负责。诚如医生必须接触传染病人一样，研究“文革”，应该接触当年的“文革大员”。

当然，“文革大员”们也不能一概而论。有的经过反思，也加入了否定“文革”的行列；也有的仍持对抗态度；还有的谈别人的事清清楚楚，涉及自己则躲躲闪闪。

采访“文革大员”，其难度比采访“文革”受害者要大得多。采访受害者，一般都会予以热情接待，一吐为快。但是，“文革大员”们的心态芜杂，往往避而不见，或者避而不答。因为采访者不是审讯者，面对审讯者他们只得作交代，而面对采访者，他们可答也可不答甚至拒之门外。其中一些重要的“文革大员”，在公安部门严格控制之下，前去采访要办理相当复杂的审批手续。有些人的住处、电话号码，都严格保密。

我采访了许多“文革”中的“风云人物”，他们一般实行“三不”，即不准录音，不准拍照，不准对外透露他们的近况。我经过力争，往往只能争得同意录音。鉴于其中不少要我替他们“保密”，所以在这里我不能很具体地记述采访他们的经过。

我发觉，他们非常关注关于“文革”的种种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在狱中，他们甚至像念学习文件似的念一遍，然后集体讨论。对于有些严重失实之处，往往写入“思想汇报”，送到监狱长那里。也正因为他们读过许多“文革”作品，因此对一些写过这类作品的作家、记者名字都很熟悉，哪个胡编乱造，哪个擅长“虚构”，哪个史实准确，他们心中有个谱。在接受采访是他们往往一看介绍信的名字，便说“喔，知道”。至于他们愿意说多少，说到什么程度，那就由他们依照对作者的印象看着办了。

我在采访他们之前，总要调阅有关档案材料，或者把他们在“文革”中的有关种种讲话看一遍，或者查阅对他们的判决书，然后拟好一份详细的采访提纲，做到胸中有数。比如，我在访问一位“文革”要人时，起初他只敷衍几句了事。交谈几分钟之后，他发现我对他十分了解，也就跟我越谈越多。以至谈了许多内幕情况。

一般来说，他们不会主动向你谈什么，需要采访者根据事先拟好的提纲，准确地发问。问题要问在点子上。通过一系列尖锐的提问，让他们逐一答复，说出关键性的内容。

关于这类采访，我只能举一些已经透露过的人物。比如，我写了《王洪文传》，必须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