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送他们磁带。我复制了四盒磁带，托人送往北京。他的子女收到后，极为高兴，说这是他们的父亲生前留下的惟一音响资料，而且所谈的身世、受迫害情况，很少对子女说起。他的儿媳根据这四盒磁带，准备为陈新桂写传。由此可见，录音采访是十分重要的。我现在保存的数百盒磁带，将成为供后人研究“文革”史的宝贵参考资料。

这些年来，我走南闯北，走访了众多的“文革”受害者，记下中国历史上那苦难的一页。

北京大学校长陆平，是“文革”中头一个被“炮轰”的目标。他是我的老校长。因此，我来到他家采访，倍感亲切。陆平夫人石坚向我详细叙述了陆平身世（在我采访后不久她便病逝了），陆平则着重叙述了他与聂元梓的矛盾的由来，他在“文革”中的遭遇，尤其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出笼经过以及一九七五年毛泽东“解放”他的经过，是研究“文革”中的重要第一手资料。

在北京陆定一家中，我与严慰冰胞妹严昭多次长谈。“严慰冰案件”（简称“严案”）是“文革”大案之一。严昭痛诉林彪、叶群对严慰冰的令人发指的残酷迫害。她还由“文革”回溯到延安时代，谈到那时的严慰冰与叶群的冲突，谈到那时陆定一与严慰冰的恋爱、结婚，谈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的戎马生涯等等。

常溪萍是上海的“陆平”。聂元梓曾专程从京来沪“揪”常溪萍。我多次访问了常溪萍夫人陈波浪。她在“文革”中被打断多根肋骨，胸腔中装上了不锈钢支架。她痛诉张春桥、聂元梓对常溪萍的迫害。我又一次次前往华东师大访问有关人员，终于初步弄清常溪萍之死的情况。

贺绿汀是张春桥、姚文元的“死对头”。在“文革”中，贺绿汀坚强不屈，人称“硬骨头”。我多次访问贺绿汀，请他详细地叙述他与姚文元关于德彪西的论战，他在“文革”中与张、姚的斗争。

东海舰队司令陶勇之死，是“文革”大案之一。为了探明陶勇之死，我一次次访问东海舰队司令部，走访他的几位老秘书、他的家属以及有关当事人，甚至访问了当年解剖陶勇尸体的医生，终于写出《陶勇之死》。

秦桂贞是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时借住的那家的女佣，深知江青底细，为此在“文革”中被江青骗往北京，投入秦城监狱。寻访秦桂贞颇费周折，因为她早已退休，很难寻找。经过友人帮助，这才在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找到了她。然而，她却又不愿接受采访，因为有关部门已对她作了一些规定，务必办妥必要的手续，才予接待。于是，我只得再奔走，办妥手续，秦桂贞给予接待。她一打开话匣子，我才发现她是一位非常热忱的老人。虽然文化粗浅，但记忆力甚好，叙事也有条有理。说到江青恩将仇报，她咬牙切齿，潸然泪下。她的四小时谈话，为我写江青传提供了翔实而丰富的“活材料”。

在最高法庭审讯江青时，与秦桂贞同去北京、出庭作证的是郑君里的夫人黄晨。在三十年代，她叫江青“阿蓝”，江青叫她“阿黄”。买了一块料子，她俩往往同做一色上衣。可是，在“文革”中，江青对知情甚深的郑君里、黄晨进行残酷迫害。黄晨的回忆，清楚地刻画出当年江青的形象。

在写姚文元传时，为了弄清姚文元解放前入党的经过，当年他的入党介绍人、支部书记、支委给我诸多帮助。他们和我一起聚会，共同回忆。这样相互启发，你一言，我一语，使回忆变得更为准确、丰富。老作家楼适夷则向我长谈了他所知道的姚蓬子，王若望也跟我谈了他所知道的姚氏父子。关于姚蓬子在南京狱中的情况，我访问了当年国民党中将汤静逸先生。很可惜的是，我曾向丁玲谈了我写的姚蓬子，当时她太忙，说过些日子约我细谈，不料她竟与世长辞……

当年在“反右派”时挨过张、姚之棍的老作家施蛰存，熟知张、姚的底细。十八岁的张春桥刚从山东来到上海滩，便在施蛰存的手下干活。张春桥不懂装懂，乱标古书，正是被施蛰存发觉，停了他的工作。当时的《小晨报》，曾详细对十八岁张春桥的劣行作了报道。施蛰存也与姚蓬子相熟。丁玲第一次结识姚蓬子，便是在施蛰存的婚礼上……

我还寻访了两位曾被张春桥投入上海西郊秘密监狱的受尽折磨的老人。

一位是葛正慧先生。他在研究笔名学时，查出狄克是张春桥的笔名。当时，张春桥成为“中央文革”副组长，倒行逆施，成了上海的“太上皇”。在“炮打张春桥”的怒火爆发之际，葛正慧加入讨张行列，道出了“狄克攻击鲁迅、狄克便是张春桥”的秘密，为“炮打张春桥”提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