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写作张春桥传参考。那时，张春桥尚未“青云直上”，内容大都真实可靠。同样，王秀珍人事档案中有一份王秀珍一九六四年所写的自传，亦甚有参考价值。

王洪文曾叫人捉刀，写了一本三四万字的“大事记”，详述王洪文造反之初的历史。这份“大事记”在王洪文被捕后，他的小兄弟曾打算塞进一段铁管里，两头焊死，埋于黄浦江江堤之中。我得知有这么一份重要档案，追踪寻找，终于查到。这份“大事记”吹嘘王洪文的“光荣史”，但所载事件的日期基本准确，而且内中提到的事件发生的地点、人名，都成了我做进一步采访弄清真相的线索。

同样，我查到姚文元亲笔填写的履历表，也为我写《姚文元传》提供了很多方便。

有一回，我在某档案室查到一箱重要档案，花了一星期，天天前去摘抄，虽然抄得非常吃力，但收获颇大，使我非常高兴。

图书馆是我的另一“方面军”。张春桥、姚文元、姚蓬子是作家，我必须查阅他们的全部作品。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时，也写了不少文章，大报、小报关于她的报道多达二百二十一篇，也必须逐一查阅，重要的要复印。

去图书馆查阅“文革”资料，手续也够麻烦的。幸亏我已经有了与档案部门打交道的经验，何况图书馆终究是文化部门，比之组织部门更能与我接近，终于逐一打开大门，让我查阅、复印。

当年的各种“文革”小报、传单，虽然有的不甚准确，有的甚至掺假，但只要加以鉴别，仍不失为重要参考资料。例如，那各种不同版本的《林彪选集》、《江青文选》、《中央首长讲话集》，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武汉三司革联司令部秘书组编”的《庐山会议文件集》，内中收入关于庐山会议的文件、讲话，很有参考价值。那本在“文革”中用红塑料封皮精装的《两报一刊社论选》，是研究“文革”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为我节省了查阅社论的时间。

说来也有趣，当年几乎能一口背诵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我要用时却查不到。为什么呢？自从林彪“折戟沉沙”之后，按照当时的规定，必须从每一本《毛主席语录》中撕掉再版前言》。我翻了一本又一本“红宝书”，都不见《再版前言》。幸亏找到一本“漏网的”，上面居然还保存着《再版前言》！

当年的《工人造反报》、《井冈山报》、《新北大》、《红卫战报》、《文艺战报》等等，我都逐一查阅。我偶然发觉当年上海的《支部生活》杂志，刊载了一系列“文革”期间的中央文件，当即复印。

从档案馆、图书馆查到的，局限于“死材料”——文字材料，我由此更进一步，大量采访当事人，寻访“活材料”。我重视“死材料”，但更重视“活材料”。我以为，那些“死材料”几十年后以至几百、几千年后，后人仍可查到。他们甚至可以比我更方便地查阅这些“死材料”，诚如姚雪垠写《李白成》可以查阅各种明史档案，大可不必持党组织介绍信！可是，后人无法得到“活材料”——当事人的口碑。挖掘“活材料”以至抢救“活材料”，是一项极为重要、刻不容缓的工作。“文革”刚刚过去十年，许多当事人尚在，必须赶紧做好采记工作。

“死材料”往往是平面的，只记载某年某月什么事、什么人讲什么话。“活材料”却常常是立体的，可以采访到各种细节，使作品变得非常丰满。不过，人的记忆力毕竟有时不甚准确，“活材料”又必须用“死材料”加以核实、校正。

走访众多的“文革”受害者

进行“文革”史的采访，要广泛访问在“文革”中蒙冤受屈者，但同时也要访问那些“文革大员”。早在一九八六年十月九日《社会科学报》所刊登《叶永烈谈要研究“文化大革命”》一文中，我便对该报记者说过：“现在，文革刚刚结束十年，可是文革材料分散各处，很多饱经风霜的老同志要请他们留下口碑，那些文革‘风云人物’，也应让他们留下史料，这些都有待人们赶着去做。”

在采访时，我一般尽量争取被采访者的同意，进行录音。这些录音磁带，我作为史料永久保存，并拟在若干年后捐赠给历史学家或者我在一九八六年间建议成立的“文革”研究所（当时许多报刊刊登了我的关于成立“文革”研究所的建议）。因为录音远比笔记准确、详细，而且所做速记往往只有我自己看得懂，后人难以看懂。我访问过陈新桂先生。他是一九五七年的“大右派”，在“文革”中遭受非人凌辱，那天采访时录了四盒磁带。一九八八年冬，陈新桂先生病逝，他的子女得知我曾作录音采访，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