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自己。我担心那条青云之路并不曾给堵死，我怀疑会不会再有‘姚文元’出现在我们中间。我们的祖国母亲再也经不起那样大的折腾了。”他说出了振聋发聩的话：“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另一本给我以启示的书是美国威廉，夏伊勒所著的长卷《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作者掌握了纳粹德国的四百八十五吨档案，花费五年半时间，写成一百三十万字的长篇。在卷首，作者引用了桑塔亚那的一句格言，那含义与巴金不谋而合：“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十年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创，决不亚于当年希特勒纳粹给德国人民带来的痛楚。我决心进行我的“系统工程”。

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我只能分期分批进行。我是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专业作家。考虑到“地利”优势，我首先把写作“上海帮”——“四人帮”的四部长篇传记，作为第一期“工程”。

这是异常严肃、高度敏感的“工程”。我把我的写作计划和采访计划拟就，上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然后，请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给予支持，以便我能够涉足一些难于进入的部门。

当我着手实现这一庞大的创作计划时，我才意识到每前进一步都异常艰辛。

我力图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文学和史料双重价值。我以为，“四人帮”是十亿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历史罪人，传记必须史实准确。我坚决摒弃凭空虚构、胡编乱造。要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

在进入创作之前，我着手于大规模的准备工作。我曾说，我以采访为主干，以档案馆与图书馆为两翼。

档案是写作这样的史实性作品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是美国人，由他来写纳粹德国史，美国人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作者可以自由地利用那四百八十五吨从纳粹手中缴来的机密档案。可是，我却与《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的处境大大不同。我是以一个中国人，去写中国刚刚过去的十年浩劫。我所需要参考的档案绝大部分被视为“禁区”，不可接触。有关部门甚至明文规定，只有人事干部为了外调需要，开具党组织的外调专用介绍信，方可允许查看有关外调对象的那一部分“文革”档案。至于为了创作而去查看“文革”档案，只能吃“闭门羹”。

我不得不把许多时间花费在办理各种手续上，花在向各级档案部门的负责人的“游说”上。差不多每去一处查看“文革”档案，都要花费很多口舌。

毕竟我感动了“上帝”。我的一些朋友支持我，帮助我打开“禁区”之锁。我终于得以步入一个个档案室。不过遵照规定，只能坐在那里逐字抄录，不许复印（虽然复印机就在旁边），不许拍照（虽然我的包里总带着照相机）。我常常在上午八时档案室一开门就进去，一直抄到下午五时关门，中午啃点干粮，如此而已。我成了地道的“文档公”。抄着，抄着，有时一些好心的管理员见我实在抄得太累，便“开恩”让我拍照。于是，我拿出照相机——我连拍照所用的灯都在包里事先放好，一页页地翻拍，进度快多了。但是，回到家中，我又得自己冲胶卷，我自己放大、洗印，花费很多时间——因为这样的档案是不宜于拿到照相馆冲放，一切都得自己动手。幸亏当年我是学光谱分析专业的，暗房技术娴熟，算是发挥我的专业的“一技之长”。

我吃惊地发现，“文革”档案处于相当混乱之中。比如，张春桥在安亭事件时给王洪文所签的“五项条件”手稿，竟在一个与此毫不相干的档案室收藏着。又如，姚蓬子的档案，我在上海市公安局档案里都找不到（在“文革”中已被作为“防扩散”材料烧毁），却在一所大学的档案室被我偶然翻到。

上海某造反派头头的工作笔记本，引起我的注意。因为此人的笔头甚勤，看见街上贴了什么大字标语，都要记下来；出席“市革命”会议，谁发言他都要记下来，所以他的十几本工作笔记本，成了研究上海“文革”可供参考的资料之一。

安亭事件的档案中，我偶然找到一张纸：那是王洪文带着“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造反队员在安亭闹事，中共上海市委为了缩小事态，在当时派出许多卡车要接他们回上海，同时还带去许多面包。那张是分发面包的签收单，写着某某厂某某人领多少面包。签收者绝大部分是当时各厂造反派负责人。依照这张名单，便可查找那些当年的安亭事件闹事者。

张春桥之妹张佩瑛在一九五四年所写的一份自传，其中有不少内容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