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对所谓“三面红旗”，对所谓“四清运动”等等，也在大反思中或予平反，或予改正。就连在“文革”中遭到“大批判”的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也得到了重新评价。

我步入不惑之年，真的也不惑起来。我越“界”了。我开始越出雷池。最初，我为深受“文革”之害的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我的老师傅鹰教授写了报告文学《敢说真话的人》，迅即被《新华文摘》一九八〇年第五期全文转载。

一九七九年四月，傅聪悄然回到上海，引起我的关注。这位有着“叛国者”名声的钢琴家，其实是一位真挚的爱国者。我的笔伸向这位在当时非常敏感的“禁区”人物。有关方面告诫，关于傅聪的报道是严加控制的，就连他归来的报道写多少字，登在什么报的第几版，都有规定。自然，我为他写洋洋数万言的报告文学，是绝无发表机会的。我以他为模特儿，写的小说《爱国的“叛国者”》，倒是顺利地在一九八〇年八月完成，一九八一年第二期《福建文学》以头条刊出。不久又被改成电影剧本《飘零者》，发表于一九八二年第四期《芙蓉》。上海《萌芽》杂志编辑赵丽宏一看小说，便知道我写的是傅聪，约我为傅聪写报告文学。一九八三年九月，我终于在北京写出此文，赵丽宏当即带回上海，定于一九八三年十二期推出。《报告文学选刊》随即全文转载，许多家报刊也予转载。

紧接着，我写了傅聪之父傅雷和傅聪之弟傅敏。《傅雷之死》这篇报告文学原在上海一家刊物已排好清样，却又遭磨难，后改由北京《报告文学》杂志头条发出，被《历史在这里沉思》等书收入，我的表妹甚至在华盛顿街头也看到当地报纸转载，给我寄来剪报。此文获《报告文学》杂志第二届优秀报告文学奖。我为傅敏所写的《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在《北京文学》刊出后，也是纷纷转载，并获一九八五年度“北京文学奖”。

这样，我写出了《傅雷一家》一书。傅氏父子的乖戾命运，使我注意起“反右派”与“文革”之间的联系：一九五七年傅雷被错划为“右派”，导致傅聪在一九五八年出走英国；傅聪的出走，又反过来导致傅雷夫妇在“文革”中双双自缢，导致傅敏两度自杀（未果）。

我写了“文革重灾户”——傅雷一家之后，又转向在当时更为敏感的“文革重灾户”——马思聪一家。马思聪在“文革”中所受非人凌辱，是中国知识分子遭受极“左”路线迫害的缩影。可是，马思聪冤案迟迟不能平反，他的头上依然戴着“叛国犯”的帽子，处于禁区之中。我同情他的命运，却无法发表关于他的报告文学。直至一九八五年初公安部为他平反，这年五月《文汇月刊》推出我的五万字报告文学《思乡曲》，写出马思聪爱与泪的一生。此后，我又为他写了二十万字的长篇文学传记《苦难的音符》，由《人民文学》杂志选载，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与香港出版社同时印刷。

我不断地以我的笔，写蒙受极“左”路线苦难的中国知识分子。为“胡风分子”路翎，为“大右派”章伯钧、罗隆基、王造进、葛佩琦、彭文应、庞薰栗，为“文革”中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平、贺绿汀、陶勇、常溪萍……我写下一篇又一篇报告文学。我称我的笔是带泪的笔。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一日《文艺报》发表吴国光的《知识的悲剧与知识分子的颂歌——评叶永烈的一组报告文选》一文，指出：“中国的知识分子；这是一个灾难沉重的民族中灾难特别沉重的一部分。这两点，都在极‘左’路线及其产物‘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尤其有力的证实。对第一点的证实是悲剧，对第二点的证实是颂歌。叶永烈选择了一个富有文学味的角度，记录下了这两点，他也就记录下了一个时代的悲剧与一个民族的颂歌。”

我出版了一本又一本报告文学选。我从科学转向文学，转向于“文革”的探索。我不再是过去“不问政治”的我。我的笔变得锋芒毕露，指点那为害甚深的极左路线。但是，我不再满足于零散的揭露，转向整体、系统的反思。于是，我制定了那一期又一期“系统工程”计划。

以档案馆与图书馆为两翼

在创作之路上，我开始了艰难的长途跋涉。

最初，我是从两本书中得到启示的。

一是当时陆陆续续读到巴金的《随想录》。巴老对于“文革”的深刻、尖锐的鞭笞，给了我以思想上的震撼。他说：“张春桥、姚文元青云直上的道路我看得清清楚楚。路并不曲折，他们也走得很顺利，因为他们是踏着奴仆们的身体上去的。我就是奴仆中的一个，我今天还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