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之地、“百慕大”、重灾区

我的方格稿纸上搭满脚手架，一期又一期的“工程”正在紧张地进行。

经过几年的忙碌，第一期“工程”终于竣工。拆除脚手架之后，四幢黑色的大厦已巍然矗立在方格纸上，那便是王、张、江、姚“四人帮”的四部长篇传记，一百多万字。

另外，作为第一期“工程”的小小的“总结”，我写了小说《巴金的梦》。《巴金的梦》发表后，被上海《报刊文摘》所摘载，又被《新华文摘》一九八八年第十一期全文转载。我收到不少读者来信，差不多每一封信都对“文革博物馆”如何从“巴金的梦”变为现实，提出了各自的建议……

刚刚完成第一期“工程”，我又在一张张方格稿纸上搭起了新的脚手架，开始进行第二期“工程”。这一浩大的系统“工程”，为的是探索和研究中华民族的那场大灾难——“文革进行曲”！

这是中国当代史研究工作中的一片荆棘丛生、暗雷四伏的处女地，一片忌讳甚多、禁规甚多的是非之地，一片浓雾迷茫、“透明度”甚差的“百慕大”，却又是泪流成河、尸骨如山的“重灾区”。它是中国的“特产”——因为这场既不是“无产阶级”的，又不是“文化”的，更不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中咽发生，在中国进行的，它倒确确实实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各种各样的中国人的灵魂在这场“大革命”中“大曝光”。

熟悉我的名字的读者，总是把我与《十万个为什么》、《小灵通漫游未来》联系在一起。原本我的笔下，风平浪静，只有甜味，没有辣味。我写过“霓红灯为什么那样鲜艳夺目”，我写过“重水是水吗”，我写过“钛有什么用处”。我那《十万个为什么》，从未谈到过中国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

“四人帮”传记一部部问世之后，曾有读者以为：同名同姓的中国人太多，叶永烈也有两个，写《十万个为什么》的是一个，写“四人帮”的则是另一个……

我怎么会“转轨”的呢？为什么会从风和日丽的自然科学王国转向云谲波诡、浪巨风险的社会科学王国的“文革”禁区？

我越出了“雷池”

天真烂漫的我，第一次接受“阶级斗争”风雨的“洗礼”，是在那难忘的一九五七年。十七岁的我，刚刚步入北京大学校门，第一课便是“反右派斗争”。北京大学竟“斗”出了五百多名“右派分子”，使我触目惊心。尽管在“大鸣大放”时，我不过是个忙于考大学的高三学生，没有任何“右派言论”。好在我学的是化学，我沉醉于自然科学，从不过问那危机四伏的政治。我变得沉默寡言，连小组会上也难得发言。从小爱好写作的我，创作欲非常强烈，不得不埋头于写《十万个为什么》那样的书。一九六〇年，上大学三年级的我，成为《十万个为什么》第一版的主要作者。

一九六三年，我念完六年制化学本科，毕业了，来到上海工作，依然只写些自然科学方面的书。

不久，“文革”拉开大幕。令我吃惊的是，本以为“纯科学”的《十万个为什么》也在劫难逃，成了“大毒草”。在上海，居然成立了有上百个单位参加的“工农兵批判大毒草《十万个为什么》联络站”。作为“大毒草”的作者，我遭到抄家。那时，我已发表近百万字的作品，悉被抄去，受到最严峻的审查。我被打成“杂家”，打成“小吴晗”。那种“阶级斗争”，真是富有“想象力”：我的一篇童话《一根老虎毛》，那老虎被说成是象征“帝国主义”（“纸老虎”也），由此而进行的姚文元式的上纲上线，便使我成了“三家村”的“编外伙计”！

我在提心吊胆之中，度过了十年浩动。我变得小心翼翼，我的笔只囿于没有阶级性的自然科学范畴。我的一本二十万字的《化学元素漫话》，在文革前完成初稿，在一九七四年由科学出版社印了十万册，一九七六年印了十三万册，一九七九年全书一字未易，又印了十三万册。这本书简直成了三朝元老，其原因便在于不涉及于政治，不涉及“阶级斗争”。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政治气氛逐渐宽松，进入了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大反思阶段。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所谓“中宣部阎王殿”，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所谓“杨、余、傅反革命集团”……一桩桩“文革”大冤案在大反思中得以平反。由“文革”上溯，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对数十万在一九五七年被错划的“右派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