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溪萍之死，无非三种可能：自杀，他杀，不慎坠楼。

自杀——已有充分的材料加以否定。

他杀——并不排斥他杀的可能性，但是根据那个女同学的旁证，常溪萍坠楼时在三〇一教室没有第三个人；

那么，会不会是不慎坠楼呢？

前面引述过的旁证材料中，曾记载常溪萍临死前的话：“我不是自杀。”

他站在三〇一教室里，怎么会坠楼呢？

我来到华东师大数学馆三〇一教室，仔细观察了常溪萍坠楼的那扇钢窗。那是教室里最末一扇钢窗，有一人多高，比人的肩膀还宽，从窗口是完全可以“掉下来的”。特别重要的是，这扇窗与地齐平，下端镶着一块固定的玻璃，只有人的膝盖那么高。一旦人的身体的重心朝外倾，就会坠下来的。

许许多多份旁证材料表明，常溪萍受“四人帮”残酷迫害，身体已变得非常虚弱。

原“常溪萍专案组”副组长，曾写下这样的旁证：

“据当时专案组看管常溪萍的组员反映，差不多每天都是上午、下午、晚上轮流到各班组、各单位进行批斗。回来之后，还要他写交代材料。有些材料还要他限时限刻交出。在这样疲劳批斗的情况下，没有听到市里、校里有一位领导关心过常溪萍同志的思想情况和健康状况。专案组也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总之，那时对常溪萍同志是死活不管的。”

原“常溪萍专案组”另一位组员记得：

“一九六八年三四月间，学校批斗会开得相当频繁，几乎是早晨到晚上，不是这个系就是那个组开批判会，而每次批判会都要勒令常溪萍同志去参加。他当时的身体已很虚弱，面孔浮肿，患有糖尿病等各种疾病。有一次（大约是四月下旬），S（专案组组长）讲，当前社会上有一股翻案风，常溪萍是不会甘心被打倒的，他不想翻案才怪。于是，S提议，除了要常溪萍写这方面的交代外，组里还专门开一次会，叫他当面来谈谈。会是在晚上开的。常溪萍同志因为白天参加了历史系召开的批判会，好像还挨了打，一面脸颊有点青块，因此，人显得更虚弱，站也不大站得住，满脸都是虚汗。因为他确实没有翻案活动，讲不出什么。会后，S等还讲，这种人是不会老实交代的，你看他都慌得出汗了。当时，多数人都沉默着，未答腔。”

一位同受审查的教授冯契这样回忆：

“有一次，常溪萍同志被批斗回来后就躺在床上，晚上没吃饭，睡得也不好。大概是看守的同学去报告了，早晨，有专案组的人来看常溪萍，说：‘妈的，你夜里睡不着啊？你痛啊？’”

当时，一些学生见常溪萍满脸憔悴，也在议论：“这老头儿拖得差不多了！”（其实他正处于壮年！）

确实，无止无休的批斗，皮鞭棍棒的抽打，肝炎、糖尿病的并发，已使常溪萍骨瘦如柴疲惫不堪。

那天天气又闷又热，弱不禁风的他却还穿着旧呢短大衣。当他走到数学馆，走上三楼，已出一身虚汗。他脱去短大衣，放在课桌上。如果他去开窗，有可能因体虚而坠楼……

这，仅是一种“可能”而矣。

但是，他杀的可能性却更大：他早已成了张春桥挞伐的目标。

不止一次，已经有人又造谣又诱逼：“你的妻子已经‘自杀’啦，你的问题比她更严重……”

一个挂着红袖章的青年教师，曾凶相毕露地逼他自杀，遭到常溪萍的严词拒绝。

最值得注意的是：有人反映，在常溪萍坠楼之际，现场并非只有一个女学生，而在三〇一教室门外，站着几个“造反派”！

常溪萍之死——在他死后的十八年，真相依然没有完全揭开。

他的死，仍是一个谜，有待于进一步认真查清。

但是，常溪萍是被“四人帮”残酷迫害而死，“元凶”是江清、张春桥、聂元梓，这毫无疑义。

就在常溪萍突然不幸死去的次日，徐景贤窜到华东师大。

有人递条子问：“常溪萍的问题应作何解释？”

徐景贤竟如此答道：“常溪萍作为反面教员嘛！”

历史是无情的。权势可以征服一切，无法征服时间。究竟谁是反面教员？历史作了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