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常溪萍坠楼之后，数学楼前乱哄哄的，谁也没有注意到她。

她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悄悄地走开了。

一直到晚上，听说常溪萍死了。她才跟同班同学说起，她当时在三〇一教室！

这消息飞快地被班上的红卫兵头头向上报告。不一会儿，红卫兵头头带了两个陌生人来找她。

她回忆道：

“他们要我把常溪萍‘自杀’的经过写一下。当时舆论都讲常溪萍是‘跳楼自杀’的，我当然也是按此‘框框’来写的。写完之后，马上就交给了他们。

“第二天，学校开大会批判常溪萍。会上提到在常溪萍‘自杀’时，数学馆三〇一教室有一个女同学（即我）在。

“以后就再也没有任何人来找我了解任何情况，以及写任何材料。

“直到一九七七年六月，华东师大才派人来找我调查这件事情。”

当时，这位女同学为什么会在三〇一教室？

原来，那天下午，数学系要在数学馆三〇一教室召开批斗常溪萍的会议。会议定于下午两点开始。作为“牛鬼蛇神”，常溪萍提前半个小时来到三〇一教室，等候“批判”。

那时候开会，没有准时的习惯。通知两点开会，能够在两点半开起来，就算不错的了。

三〇一教室是数学馆里的大教室，可容纳二百来人。

当常溪萍来到三〇一教室的时候，那里还是空荡荡的，惟有她一个人靠窗坐着——三〇一教室三面是墙，一面全是钢框玻璃窗。由于教室是阶梯形的，讲台位置最低，课桌逐排按阶梯状高，而钢窗则是水平的，所以讲台处窗台比人还高，而在末排，钢窗与地相平，成了落地窗。她坐在中间的靠窗处。

她来得比常溪萍更早，那是因为她当时也受到运动的冲击。她坐在那里低头背语录，因为那年月时兴背语录，万一在批斗会上她背不出指定的语录，就会挨批。

她与常溪萍素无交往，毫无恩怨。她只在一次又一次批斗会上，认得那面色黑瘦、皱纹颇多的人是常溪萍。

照理，她在现场所见，最为客观，也最为可靠。

非常遗憾的是，如她本人所说，她在当天晚上所写的材料，是按常溪萍“跳楼自杀”的“框框”来写的。本来，当天写的材料，记忆清晰，最为准确。可是，她写得很简单，何况有人耳提面命，给她定下“框框”。

她处在受冲击的地位，一个一年级的女孩子，有什么办法呢？

当她在九年之后接受调查，于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四日写下一份旁证：“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一时三十分左右，因数学系召开批判常溪萍大会，我去了数学馆三〇一教室。由于时间尚早，教室空无一人。一会儿，常溪萍由两个红卫兵押了进来。接着，两个红卫兵都出去了。过了一阵，我突然发现常溪萍从最后一个窗口跌了下去。当时教室里仅我一人，我并未看到有人进来。”

她的这份旁证材料，极其重要——因为她是三〇一教室内惟一的现场见证人，是查清常溪萍之死的关键。

在这份极其重要的材料中，有一句话是至关重要的：“常溪萍由两个红卫兵押了进来。”

常溪萍之死，并不排斥他杀的可能，尤其是在那样天昏地黑的岁月，尤其是常溪萍受到张春桥的直接点名，尤其是在此之前常溪萍蒙受凶手们多次毒打，“往死里打”……

既然“常溪萍由两个红卫兵押了进来”，那“两个红卫兵”是谁？

要查明常溪萍之死的真相，务必查出那“两个红卫兵”。因为那“两个红卫兵”不仅存在他杀的嫌疑，而且也是非常重要的现场见证人。

可是，查来查去，没有查到那“两个红卫兵”。

当然，押常溪萍的人，极可能是“常溪萍专案组”成员。但是，专案组的成员说没有押他去数学馆。

为了确切了解当时的情景，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华东师大又派人调查，请那位当年的女同学回忆。

她又重新写了一份旁证材料，内容比半年前写的那份旁证详细得多：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天气很闷热，气压很低，我仅穿两件单衣服。

“下午一时半左右，我从宿舍独自一人来到数学馆三〇一教室时途经九·一五广场时，看到数一（二）班俞珠屏、汤惠娟两个女同学在走道上骑自行车。三〇一教室是一个阶梯形大教室，有两个大门。我是从后边一个门进去的。进去时，好像看到最后一个窗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