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揭开常溪萍死亡之谜，还必须从他坠楼前的言行活动进行考察。

“上海市革委会文教组”那份《关于走资派常溪萍自杀的报告》，是这样向“上级”说明的：

“常溪萍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十日从旧教卫部拉回师大。一九六八年二月二日正式隔离，开始有专人看管。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校专案组又派了一位专人看管。当时宿舍里连常溪萍共住五人。由于常每次批斗时出汗，又不洗澡、洗脚（应为又不许洗澡、洗脚——引者注），加上常身患肝炎、糖尿病等，因此臭气很浓，实在难受，故四个同学先后搬出一〇四室，结果只剩下常——人。”

据了解，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常溪萍患肝炎。专家组成员总是隔着桌子或者站在走廊里跟他谈话，不敢接近他，生怕传上肝炎！

那时负责看管常溪萍的专管成员L，这样诉说经过的情形——他一点也没发觉常溪萍有“自杀”的迹象：

“当天午休后，听到有的同学说，常溪萍跳楼自杀了。起初，我还说，这个人胆小，是不会跳楼的。后来同学说，常溪萍跳楼是真的，你赶快去看看吧。这时，我有些慌了，因为我是负责监管他的动态工作的。

“五月二十五日下午，常溪萍去数学馆，我没有去押送。我想，那时在校内批斗常溪萍，只要专案组同意即可。

“常溪萍跳楼前的一些日子里，我没有发现他有反常的活动。”

另一位“常溪萍专案组”成员说。

“从我到专案组起，一直到五月二十五日，我从未觉察过常溪萍同志要自杀。所以，五月二十五日发生‘自杀’事件，我十分惊讶。”

常溪萍的妻子，陈波浪，用非常坚决的口气，否定了常溪萍“自杀”的谣传。她说：

“常溪萍生前曾对我这样说：‘要相信党，相信群众，会把我的问题调查清楚的。’还说：‘万一我不回家，或者出了不幸的事，你不要相信我是自杀的。’”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二日，也就是常溪萍死的前三天，还写信给侄女姜静文和小外甥包鲁江。信上说希望他们两个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还说，学校里蚊子很多，要把蚊帐送去。”

就在常溪萍死的前一天，收到了侄女送去的蚊帐——只是专案组不许他和侄女见面。如果他准备自杀的话，干吗还要家里送蚊帐来？

原华东师大历史系总支书常玉，也清楚记得：

“常溪萍同志死的前一天，我中午回二村吃饭。在夏雨岛的小路上，面对面碰到他，他手里端着饭碗。当时周围没有任何人。我跟他讲了两句话。我说，你的身体怎样？他说还好。我又说，你要想得远一点。他说，我完全想得通。当时我的感觉，他不是悲观失望的情绪，更看不出有任何死念头。第二天下午听说他自杀了，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既然常溪萍亲口说过“我不是自杀”，坠楼前又毫无自杀迹象，因此有充足的理由否定所谓“常溪萍畏罪跳楼自杀”。

常溪萍不是自杀，那么究竟怎么会坠楼身亡呢？

本文开头引述了俞珠屏、汤惠娟两位同学的目击记。不过，她俩虽然亲眼目睹常溪萍从楼上掉下来，却并没有看见他离开窗口的一刹那。据她俩说，她们发现有人坠楼时，那人离地面只有几米高了。

难道在现场没有一个人看见常溪萍是怎么坠楼的？

就在常溪萍坠楼身死的当天晚上，从数学系一年级（三）班传出消息，该班有一名女同学，在常溪萍从数学馆三〇一教室窗口坠下时，她就在三〇一教室里！

她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