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因为气候关系，当时教室几乎所有的门都敞开着。

“当我进教室时，教室里空无一人。拣了一个靠窗口的座位坐下（位置在教室中间），从窗口就能看到外面的情况。过了一会儿，常溪萍一个人进来了。当时好像常溪萍手里还拿着一件衣服。常先生在电灯开关那里站了一会儿。因为我当时正在集中注意力背诵语录及思考自己的问题，而且知道下午要批判常溪萍，他是来接受批判的，所以也不去注意常溪萍的动态。”

在这份材料中，她把原先的“常溪萍由两个红卫兵押了进来”，改为“常溪萍一个人进来”。这是极为重要的更改。

对此，她写下这样的注释：

“我在今年六月十四日材料中所述的有两个红卫兵押着，很可能是现今我根据对当时文革中批判走资派总有两个红卫兵押的情景想像所提供的。”

她的解释，也不无道理。毕竟是事隔九年，逝去的时光冲淡了人们的记忆。然而，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常溪萍跳楼自杀”已成定论，怎么可能对此进行调查？

她不得不在材料中用了许多“好像”——她已无法确切回忆九年前的某些细节。比如，常溪萍掉下去的那个窗口，究竟那扇窗本来是关着的还是开着的？常溪萍坠楼之后，人们在三〇一教室里找到他的一件棉衣，究竟这件棉衣是他一进教室就拿在手中，还是坠楼前脱下来的……她只能说“好像”怎样怎样了！

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旁证材料中，她还写道：

“过了一会儿，当我再抬头时，发现常溪萍已不在前面。回头一看，他已从最后面的窗口脸朝下跌了下去。他身后没有人。我仅看见常溪萍脸朝下跌下的一刹那情景，只看见常溪萍跌在数学馆前台阶上，头倒在最后一个台阶上，半边脸都是血。当时我并没有注意到常溪萍从前面往后面走的过程，也未听见有开窗的声响，更没有看到有第三个人走进三〇一教室。

“当时我吓极了，赶快往楼下走。这时已有陆续上来开会的同学和教师。我跑下楼，碰到陆宝华，还有我班几个同学。我们走出去，已有人把常溪萍翻过来。过了一会儿，车子就把常溪萍送到医院。

“当我在三〇一教室时，我并未注意到常溪萍把手里的衣服放好，更不知道他衣服里面有任何东西。”

她的回忆，为查清常溪萍之死提供了重要的旁证。但是，从她的旁证中，还不能完全确定常溪萍的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