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晚，一辆又一辆小轿车驶入北京大学。

此刻，北京大学大操场上灯火辉煌，万名师生聚集那里，批判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的群众大会即将开始。但是，主席台上依旧空空如也，意味着可能会有重要人物出场，全场只得以高唱革命歌曲来暂且填补等待的时间。

一连串小轿车在夜幕中驶入北京大学幽静的燕南园，停在六十四号前。

一个又一个“中央文革小组首长”从轿车里出来了：中央文革顾问康生，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江青，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组员戚本禹等。

聂元梓早就在门口迎接他们的光临。

这么多的“中央文革小组首长”倾巢而至，当然决非寻常。待“首长们”坐定之后，聂元梓手下的一员大将C，见张春桥在座，抓紧时机，挑出了一个与当晚大会并不相干的问题——常溪萍问题。

C问江青：“六月份，我们给上海市委转去一份常溪萍的材料，不知道是否收到？”

江青把脸转向张春桥：“春桥同志，你们收到了吗？”

张春桥马上答话：“收到了，正在市委领导中传阅。”

C趁机说：“我们给常溪萍写了一张大字报，中央文革的领导能不能帮我们转一转？”

江青当场拍板：“可以帮助你们转，你们把大字报拿来吧！”

C大喜。聂元梓的脸上，也泛起了微微一笑。

C赶紧离开燕南园，奔向哲学楼，从办公室里拿了一卷黄纸头——那是一份事先已经写好的大字报，十七个人签名，打头的名字便是聂元梓。

当C风风火火赶到燕南园六十四号，“首长们”已在大操场的主席台上就座了。

C奔上主席台，把那卷黄纸头塞到张春桥手中。张春桥接过纸头，说了一句话：“保证转到！”

这一过程，不仅C后来在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四日作了详细交代（C是那张大字报的十七个签名者之一），而且张春桥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上海友谊电影院，也谈到了：

“我一到北京，第一次到北京大学开群众大会，他们给我送来了大字报。常溪萍在北大问题很严重，这个我知道。但详细情况我不清楚。大字是我接过来的……”

张春桥的面孔，通常是不笑的。但是，当他回到钓鱼台，打开这卷黄纸，他眉开眼笑——他钓了一条大“鱼”！

这张大字报的标题是：《常溪萍是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是暗藏的反革命黑帮》。

大字报一开头，那语气便咄咄逼人：

“最近，我们得知常溪萍负责领导上海的高等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十分震惊！

“常溪萍究竟是什么人？他是扼杀北大社教运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是三家村黑店的新伙计，是暗藏在前北大社教工作中的政治投机家……”

张春桥不由得拍案叫绝。他处心积虑，日夜盘算着如何轰倒上海市委，正愁不够，而这卷黄纸头正是一发重磅炮弹！

须知，原北京市委，正是被一张大字报轰倒：在康生的妻子曹轶欧的“指导”下，聂元梓等七人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贴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炸开了北京大学这个缺口，导致六月三日“撤销北大党委正副书记陆平、彭佩云的一切职务，改组北大党委”，导致同日“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六月四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欢呼“新胜利”—

如今，张春桥手中的这张大字报的“第一作者”，正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第一作者”。或者可以说，这是“全国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能不能把上海的华东师大，变成第二个“北京大学”？能不能把常溪萍，变成第二个“陆平”？

轰倒上海市委，看来要从常溪萍身上打开缺口！

顿时，张春桥仿佛觉得，那卷轻飘飘的黄纸头在膨胀，变成一颗硕大裂崩的巨型炮弹。

怎样把这颗重磅炮弹从北京发射到上海呢？

如果让张春桥自己来发射，未免过分暴露。他向来颇为谙熟借J3杀人之法。

真是难得的巧妙机会：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曹荻秋前来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正住在北京饭店。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身份，也出席会议。

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张春桥出了难题给曹荻秋，叫曹荻秋把大字报带回上海去：如果曹荻秋同意带回上海，借曹荻秋之手，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