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上海市委，当然很妙；如果曹荻秋不同意，那将落个“包庇常溪萍”的罪名。

一九七一年六月十四日，曹荻秋在一份材料中，写及此事经过：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晚间，北大师生开全体大会，中央文革的负责人去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议过程中，聂元梓等人把写就的一张常溪萍的大字报交给张春桥。次日，张春桥把这张大字报送给我。对这张大字报如何处理，我和张春桥研究不出结果，决定去请示康生。二十六日见到康生，正谈这张大字报如何处理时，他临时被别的人找去了，没谈下去。几天和他相约都没有空，我感到这张大字报老摆在我这里不是办法。这时我想到北大社教问题是邓小平处理的，决定去找他……”

康生避而不见曹荻秋，其中的原因显而易见——他的妻子正“指导”着聂元梓的工作，而他的妻子又是根据他的意旨在办事。有着如此微妙的关系，他不会对那张大字报明确表态。他跟张春桥一样，在这种场合都喜欢打“太极拳”。

曹荻秋让秘书糜欣祥给邓小平的秘书挂电话。

八月一日上午八点多，糜欣祥挂了电话。很干脆，将近十一点，邓小平的秘书就来电话，请曹荻秋马上去中南海。

十一点，曹荻秋就来到了邓小平家。

邓小平抽着烟，听着曹荻秋讲述那张大字报。邓小平对常溪萍在北大社教运动中的情况十分「解，干脆利落地作了答复。

诚如曹荻秋所写下的回忆那样：

“我到了邓小平家，向他提出对北大关于常溪萍的这张大字报如何处理。他的答复是北大问题已经中央书记处做了处理，这个问题不要再挑起，大字报不要送回上海。

“他叫我不要再去找康生。他会告诉康生。”

“这样，那张关于常溪萍的大字报就扣押在我那里，这就起了保护常溪萍的作用。”

邓小平的意见，很快就从康生那儿传到江青耳朵里。

江青恼怒了，说道：“上海市委不贴这张大字报，我去贴！”

曹荻秋写下这样的回忆：

“不几天，江青在会场上见到我，对我说：常溪萍这张大字报你们如不送回上海，你们市委要被动的。”

原中共华东局书记魏文伯当时在一侧。他于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一日也写下这样的回忆：

“一九六六年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有一天散会的时候，当曹荻秋和我出会场门外的时候，江青赶上来质问曹荻秋说：‘北大写给华东师大常溪萍一张大字报，如果不在华东师大很快地贴出来，你们上海市委就要被动。’江青讲这话的时候，我在场亲耳听见的，也看见的。”

曹荻秋迫于无奈，回到北京饭店，只得嘱咐秘书：“把那张大字报交机要交通员带回上海，在教卫部和华东师大两个单位贴一贴就行了。”

曹荻秋还打长途电话到上海，把情况都告诉了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

就这样，本来在那年月，“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四大”盛行，谁都可以刷一把浆糊，贴一张大宇报，而聂元梓等写的一张大字报，却要牵动那么许多高层人物，要借“中央文革”的“虎威”转到了上海。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充满着火药味儿。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名次，由原来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取而代之，名列第二，并成为党中央惟一的副主席。

毛泽东在八月五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震动了全会。毛泽东还公布了他在八月一日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一封信。从此，红卫兵运动如潮如涌，在全中国卷起狂澜。

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诚如后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就在会议结束的那天——八月十二日，曹荻秋收到了张春桥的一封亲笔信，所谈的又是关于常溪萍，全文照录如下：

荻秋同志：

北大的斗陆平计划，有一条要把常溪萍揪回来斗争，已经贴出去了。据康生同志告诉我，江青同志有一次在毛主席那里也说要把常溪萍揪回来斗。此事，请你回去后同市委同志好好议一议，不然很被动。

春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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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说“你们市委要被动的”，张春桥也说“不然很被动”，如出一辙。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