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从北京开来的特快列车，呼啸着驶入上海站。

硬席车厢如同筷子笼似的，挤满了串连的红卫兵。列车靠上月台之后，一扇扇车窗成了出口，一个个红卫兵从窗口跳下，踏上了上海的土地。

这时，从宽敞的软卧车厢里，从从容容走下一个中年女人。她戴着眼镜，一个大口罩遮住大半个脸，身穿一件草绿色的棉军大衣。

她马上被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和几个红卫兵接走，坐上小轿车，直奔上海西区高级宾馆——衡山宾馆。

此人来沪，非同小可。就在她动身之际，当时正在上海处理“安亭事件”的“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便给中共华东局宣传部来了电话，关照道：“给予方便。”

正因为这样，她一来，就被安排住进衡山宾馆。

然而，才住了几天，她就趁夜色浓重之际，戴上大口罩，跳上一辆铁皮车厢的三轮卡车。卡车上虽然装着高音喇叭，此时此刻却默不作声。这辆红卫兵的“宣传车”消失在上海马路上的车流之中。

此后，关于她的行踪，外人莫如。

她到哪里去了？

她悄然住到了华东师范大学第三宿舍三楼，神不知，鬼不晓！

第三宿舍本是留学生宿舍。那年月，不收外国留学生，那幢宿舍楼空着。她住进去以后，红卫兵们为她守大门，“闲人莫入”。

她一般昼伏夜出。外出时总是戴大口罩，总是坐那辆宣传车，很少惹人注意。

前文已经提及的那个华东师范大学的“最早造反的老工人”，成了她的“保镖”，替她带路，替她联系。有几次，宣传车另有任务，当她深夜返回华东师大时，跳上了Z的自行车。这时，Z既成了她的“两轮车夫”，又成了时时提防“保皇派”袭击她的忠实卫士。

她为什么不住衡山宾馆，却在华东师大住了一个月？

她的上海之行，据说是“串连”。

她来上海，打的是“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的旗号。

就在她到达上海的第二天，上海造反派们在文化广场召开“批判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她公开露面了。

她在大会上的讲话，清清楚楚地印在次日出版的《师大简讯》上。

她说来沪的目的，“是揪出出卖北大社教运动的大叛徒、大刽子手常溪萍，代表新北大全体革命师生来和他算账。常溪萍的问题上下都有根子，上面的根子是邓小平、彭真，下面的根子是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

哦，怪不得她如此看中华东师大，怪不得她悄悄住在那里——原来是要“揪出”常溪萍！

她，聂元梓，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支书记。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她和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等七人，在北京大学大饭厅墙上贴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张大字报以及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于是聂元梓顿时名扬全国，成为“文革”风云人物。此后，她成为北京红卫兵运动的“四大领袖”之一。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聂元梓此行，颇有来头。

聂元梓来沪之前，忽地“失踪”「几天。那阵子，她叱咤风云，每天有“左派”围着她团团转。可是，她突然不知去向，在北京大学校园里消失了。直到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九日，聂元梓在由北京大学保卫部监管审查期间，这才交代了其中的奥秘：

“……我正在考虑串连的时候，突然一天晚上，中央文革办事组w打电话来，说江青为了你的安全，要我们接你离开家里，到另一个地方去。我不同意，认为没有必要。W说：这是江青给我们的任务，我们一定要接你去。我问发生什么情况了？为什么一定要我离开？W说他也不知道，只是指示他要接我住在另一个地方，并把我认为最重要的材料带上，以免在家里丢失。还说希望我也一定执行江青的指示。这样，我被接到中央文革对外不开放的一个地方（花园街×号）。到这里后，住了三四天……”

就这样，在北京大学传出了聂元梓“失踪”的消息。

在花园街×号，决定了聂元梓的上海之行。软卧车票送到了她的手中。张春桥打电话，关照了上海的中共中央华东局。

聂元梓继续交代说：

“在一两天以内，动身赴上海了。临走前，王力来看望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