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机器操纵在权势者手中。常溪萍临死的辩白“不是自杀”，被湮没在“常溪萍畏罪自杀，死有余辜”的一片“大批判”声浪之中。

常溪萍含冤屈死，本来已是人世间一桩催人泪下的悲剧。然而他屈死之后，仍不得安宁。

就在他含冤死去的翌日，尸骨未寒，华东师大造反派们居然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判大会”。

有人声嘶力竭地高叫：“常溪萍死了好，少浪费国家的粮食！”

有人扎了稻草人，挂着“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常溪萍”黑牌，当众烧掉，象征着“焚尸扬灰”！

两天之后——五月二十八日，《上海红卫战报》登出大字标题：《把常溪萍焚尸扬灰——怒揭常溪萍的反革命翻案罪行》。

作者：“华东师大遵义兵团、工农兵突击兵团”。

这篇文章，加上黑体编者按，对常溪萍切齿痛骂。今日的读者已很难有机会读到那样的奇文了，故原文照录于下。虽然斗转星移，那字里行间腾腾杀气犹在：

“编者按：臭名昭著的常溪萍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去了。这个出卖北大社教运动的大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以自杀向革命人民做了最后的一次反扑。这是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务必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切不可松懈麻痹。

“常溪萍这位国民党反动派的死硬分子在临死之前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进行了猖狂的反倒算；常溪萍的阴魂还在作祟；活着的常溪萍们还企图为死去的常溪萍翻案。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人们，切不可以为太平无事了，一定要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把常溪萍这具政治僵尸连同他的主子、伙计、奴才批深批透，斗倒头臭，让革命大批判的烈火把他烧为灰烬。”

别以为这只是红卫兵们的语言。就在同一天，“上海市革委会文教组”的一份报告中，便定下调子：“常溪萍用自杀来对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证明他是个顽固不化的走资派。”

一九六九年四月九日，驻华东师大工宣队、军宣队和校革会的《关于死不改悔走资派常溪萍的定案报告》，作了这样的结论：“常溪萍跳楼自杀，向党、向人民做最后的反扑。”

就这样，常溪萍“自杀身亡”仿佛已经盖棺论定，毋庸置疑了。

不，不。如果说“盖棺定论”，常溪萍死后，不仅谈不上“盖棺”，连个骨灰盒都没有！

他，真的被焚尸扬灰了！

当时奉命处理常溪萍后事的经办人——华东师大总务处一位工人写下了真实情况：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七日下午，L讲：常溪萍死了，你们去个人到龙华办理火化……后来L说找个造反派明天同去。

“第二天，一个穿黄军装的学生和我到陈波浪家（陈波浪为常溪萍之妻——引者注）。他对陈波浪的十七岁的外甥女鲁江说，要火化常溪萍，把户口簿拿出来，打埋葬证。当时陈波浪同志受折磨躺在床上，呻吟，内心难过，讲不出话来。尔后小鲁江拿出户口簿……当时造反派在旁边。陈波浪同志当时未作决断。片刻，那个造反派讲：‘烧掉算了。’我说，要得家属同意签字才行。最后，造反派气势汹汹地对鲁江说：‘你签字，骨灰不要，和大叛徒划清界限。’当时鲁江被吓呆了……”

造反派逼迫一个十七岁的孩子签字，使蒙冤而死的常溪萍连骨灰都不知去向！惨绝人寰！

就在常溪萍死后，遭到挞伐，被诬为“畏罪跳楼自杀”的时候，他的妻子陈波浪也被栽上“畏罪跳楼自杀”的可怕罪名，仿佛常溪萍夫妇俩都爱好跳楼！

幸亏陈波浪九死一生，劫后犹存，能够揭露事实的真相。

她迈着沉重的步伐，慢慢走向沙发，坐了下来。她用带着山东口音的普通话，强忍着心中无限痛苦，向我诉说着她所谓“畏罪跳楼自杀”的真情……

她所谓的“畏罪跳楼自杀”，发生在常溪萍之死以前三个多月——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农历正月初三。

差不多跟本文中叙述的常溪萍被送进医院的情景一样，也是一辆汽车，也是一群造反派战士呼拥着，也是向医生声称患者系“跳楼自杀”，所不同的是：她是在早晨进院——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她没有得到“为了运动需要，不能让她把材料带走”之类的“恩典”。

经检查，她的七根肋骨断了，其中两根插入肺中，把肺都刺破了。右脚小腿骨龟裂。血压降到零。她已昏迷不醒。

所幸的是，主持手术的是王道民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