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目惊心的一刹那：他从三楼窗口坠下，“砰”的一声，摔在坚硬的水泥台阶上。

他足踝跌断，双目紧闭，殷殷鲜血立即从面额涌出……

离他坠地处两米的水泥方柱上，刷着醒目的红纸白字大标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时间——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一点四十分。

地点——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丽娃河边的数学馆。他从三楼“三〇一”阶梯教室最末一个窗口坠下。

华东师大震惊了，上海震惊了。

当天，一辆小轿车急急地驶出华东师大校门，把一份报告送往上海“革命委员会”。

白纸黑字：“我校党内头号走资派常溪萍与党与人民为敌到底，竟于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跳楼自杀身亡。”

“常溪萍”这三个字，曾被写成比斗还大得多，打上红“×”，贴在上海的高楼大厦上，贴在公共汽车上，或者用石灰水刷在柏油马路上，几乎家喻户晓。他是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中共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

那惊心动魄的一幕的目击者，是当时华东师大数学系的学生俞珠屏、汤惠娟。在发黄的档案里，有着她俩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写下的目击记录的原文：

“五月二十五日（星期六）中午，我俩在‘九，一五’广场骑自行车。大约一点二十分左右，我们看见大叛徒常溪萍由西面走进数学馆。一点三刻校广播站响音乐后（约五分钟）。我们刚巧在数学馆前的马路上。这时我们看见数学馆有一个人脸朝下掉下来，然后就听得一声响。这个人就在数学馆台阶最后一格。我们看到这情景迟疑了一下，就推着自行车走过去，看到这人脸朝数学馆，头朝西（翻身下来的）。我们中的一个先走上台阶看了一下，认出是常叛徒。这时周围还没有人。过了一会儿，数学馆里出来一（三）班的三个女同学，以后就逐渐多了。”

另一目击者，就是孙建英，回忆如下：

“那天中午，我去地理馆审定一期大字报刊稿。走近地理馆，见有一人从数学馆上跌下来。由于我不要看跳楼自杀的现场，所以就站定了。此后听说是‘常溪萍自杀’，才跑过去看。当时约有四五个同学在场，常溪萍在地上为俯身，有轻微的‘哼’声。以后有两个同学（数学系的）跑上楼去，看楼上有没有人，为什么不小心让常跳楼了？不一会儿下楼来说，一个人也没有，真是麻痹大意，并有一人去校部找人报告。此时已有近十人在场。后来来了一个数学系造反大队的同学，说常死有余辜，并把常拉着手臂翻过身来。此时，常开始发出“哼”的声音，并两次想把眼睁开，口角有血，不多，下额有些跌开，血也不多。额上有擦伤，估计是脚着地后，向外扑动的结果。以后人愈多，有人看到常的头在台阶上不好受，把他拉在地面。有人用脚踢踢他，看他还活着否……”

造反派头头Z跑来了，校医赶来了，救护车开来了。人们七手八脚，把常溪萍放上担架，抬上救护车。鲜血染红了担架上的帆布。

救护车在宽阔的中山北路急驶，直奔华东师大的劳保医院——上海第六人民医院。

造反派头头Z亲自押车，紧坐在担架旁，用那双乌鸡眼凶狠狠地注视着常溪萍。此人乃华东师大“最早起来造反”的“老工人”，有着“校革委会委员”荣衔。

校医李荣武大夫曾作如下回忆：

“当时Z抢先上车，把门一关，迫我坐在前面，其目的是控制我，不让我靠近常溪萍，但我仍然注意常溪萍的伤情和叫唤。我摸他脉搏，跳动较弱。当时汽车开得很快，摇动较大。这时常溪萍靠外边一只手掉下来了，我看见Z拎起常溪萍的手一扔，还恶狠狠骂了两句：‘你还想找死？死不了！’”

那年月，医院最忙碌，特别是外科，而外科中要数骨科最忙。

就在常溪萍被送进第六人民医院之前一个多小时，也是一辆华东师范大学的校车，急匆匆驶进医院大门。司机陆永洲清楚记得：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午，我开了福特小汽车去第六人民医院，送一个跳楼自杀的学生。过了一会儿，我在走廊里看到我校司机周孔谦。我问：‘你怎么来了？’他说，送常溪萍来的。‘常溪萍怎么啦？’‘跳楼了！’这时，我就快步冲向急诊室去看，发现他已睡在一张活动床上，头部向进门处，医生正在给他缝颈部的伤口，嘴巴里还发出轻微的叫声：‘啊呀，啊呀……’正在这时，旁边突然有人骂起来：‘他妈的，还装死，老实点！’我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