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回到上海之后，曹荻秋、陈丕显、魏文伯仍然想方设法保护常溪萍。聂元梓鞭长莫及，在北京干着急。

江青和张春桥决定对上海采用“北京模式”。攻下中共北京市委这“堡垒”，从北京大学轰开局面。看来，要把华东师范大学当做上海的“北京大学”，把常溪萍当做“陆平”，而“大炮”依然是聂元梓……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十三次北京至上海特别快车旋风般驶入上海北站。从软卧车厢走下一男一女，都戴着雪白的大口罩，披着绿色军大衣。男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年教师孙蓬一，女的便是聂元梓。

奉张春桥之命，“中央文革”驻上海记者站记者甄某带着几个红卫兵，前来接站。半小时之后，聂元梓和她的“副帅”孙蓬一便住进了衡山宾馆。这是位于上海市区西南的十五层的高级宾馆。这座米黄色外墙的宾馆，建于一九三六年，解放前叫“毕卡第公寓”。它所在的衡山路，与张春桥家所在的康平路一〇〇号，相距只几百公尺。

在“中央文革”驻沪记者站的小楼上，张春桥和聂元梓由甄某安排了秘密会见。

“从常溪萍身上，炸开上海市委的缺口！”张春桥向聂元梓交代了战略，“你要深入常溪萍的老窝——华东师大，在那里放一把火！”

张春桥思索了一下，补充道：“在上海，你必须跟王洪文见一次面。你只有依靠‘工总司’的力量，才能在上海打胜仗……”

就在这次秘密会见之后，一辆红卫兵的宣传车驶进华东师范大学。那是一辆三轮卡车，上面挂着两只大喇叭，铁皮车厢紧紧关着门。

这辆其貌不扬的三轮卡车，直奔第三宿舍。那儿原本是留学生宿舍。“文革”一开始，留学生们纷纷回国，那里成了一幢空楼。

从宣传车上下来的，便是聂元梓和孙蓬一。他们秘密地“下榻”于此，会见了一批又一批华东师大的红卫兵，发动了对常溪萍的猛烈攻势。

十一月二十四日，在上海市中心的友谊电影院里，张春桥向上海的造反派讲话时，点了常溪萍的名：

“我一到北京，第一次到北京大学开群众大会，他们给我送来了大字报。常溪萍在北大问题很严重，这个我知道。但详细情况我不清楚。大字报是我接过来的。我才明白，常溪萍在北大社教工作中，犯下那么严重的罪行……”

这是“导演”在揭示。一席言毕，张春桥不见踪影。

他出现在机场，飞向北京了。

就在他离开上海的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五日，上海文化广场挤满了红卫兵。本来，这天是召开“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上三司”）的成立大会。聂元梓建议，“在战火中诞生”。于是，成立大会改名为“批斗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大会。唧唧喳喳的“喧宾”——聂元梓，反客为主，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高呼：“打倒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上海必须大乱！”

大会结束后的第四天——十一月二十八日，上海爆发了第二桩轰动全国的事件，即“《解放日报》事件”。红卫兵们要求把他们的《红卫战报》第九期，与当天的《解放日报》一起发行，理由是这一期《红卫战报》上刊登了长文《（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必须送到每一个《解放日报》读者手中，以求“消毒”。聂元梓、王洪文成为红卫兵们的指挥。红卫兵们占领了《解放日报》社，持续了九天九夜。

果真，上海处于大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