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奸雄。他从聂元梓手中接过那卷黄纸，却并没有直接由他自己派人送往上海。因为这时候的他，在上海人面前，还需要保持面带三分笑的可爱形象。倘若由他出面攻击常溪萍，未免太暴露了……

事情那么凑巧，四天之后——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曹荻秋提前几天来到北京。张春桥来了个“借刀杀人”之计，把那卷黄纸交给了曹荻秋，叫他带回上海去。

这，无疑叫曹荻秋左右为难。带回去吧，势必会使常溪萍无端蒙尘；不带回去吧，这可是江青、张春桥交办的。

笔者从浩繁的“文革”档案中，查到曹荻秋于一九七一年六月十四日所写的一份手稿。虽然当时江、张正在“台上”，曹荻秋还是如实写下自己亲历的经过：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晚间，北大师生开全体大会，中央文革的负责人去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议过程中，聂元梓等人把写就的一张对常溪萍的大字报交给张春桥。次日，张春桥把这张大字报送给我。对这张大字报如何处理，我和张春桥研究结果，决定去请示康生。二十六日见到康生，正谈这张大字报如何处理时，他临时被别的人找去了，没谈下去。几天和他相约都没有空，我感到这张大字报老摆在我这里不是办法，这时我想到北大社教问题是邓小平处理的，决定去找他……”

康生几次推说没空，其原因显而易见——他在打“太极拳”！

当曹荻秋求助于邓小平，邓小平非常爽快地予以明确地答复，曹荻秋继续写道：

“我到了邓小平家，向他提出对北大关于常溪萍的这张大字报如何处理。他的答复是北大社教问题已经中央书记处作了处理，这个问题不要再挑起，大字报不要送回上海。

“他叫我不要再去找康生。他会告诉康生。

“这样，那张关于常溪萍的大字报就扣押在我那里，这就起了保护常溪萍的作用。”

邓小平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了康生。

康生迅即转告江青。江青勃然大怒：“上海市委不贴这张大字报，我去贴！”

曹荻秋的那份回忆材料，在记述了会见邓小平的经过之后继续写道：

“不几天，江青在会场上见到我，对我说：‘常溪萍这张大宇报你们如不送回上海，你们市委要被动的。’”

在小山一般的档案堆里，笔者又寻到另一份重要材料。那是魏文伯于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一日写下的亲身回忆。这位喜欢书法的高级干部的潇洒的字亦起了“旁证”作用：

“一九六六年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有一天散会的时候，当曹荻秋和我出会场门外的时候，江青赶上来质问曹荻秋：‘北大写给华东师大常溪萍一张大字报，如果不在华东师大很快地贴出来，你们上海市委就要被动。，江青讲这话的时候，我在场亲耳听见的，也看见的。”

曹荻秋迫于无奈，只得嘱咐秘书道：“把那张大字报交机要交通员带回上海，在教卫部和华东师大两个单位贴一贴就行了。”

曹荻秋原名曹仲榜，号健民，一九〇九年生于四川资阳。父亲曹品江在小镇上开酱品店。二十岁那年，曹仲榜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改名曹荻秋，是因为他喜欢白居易《琵琶行》中的诗句：“枫叶荻花秋瑟瑟。”从一九三一年他在上海出任左翼中国文化总同盟秘书以来，与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结下深缘。正因为这样，解放后担任过重庆市市长、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他，会在一九六五年十月出任上海市市长。“文革”中，他受尽磨难，于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九日逝世于上海。很遗憾，他没有亲眼见到张春桥的末日。

魏文伯比曹荻秋年长四岁，出生于湖北新浙县的农民家庭。一九二六年便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比曹荻秋幸运，能在“文革”后复出，担任司法部部长，于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五日病故于上海。

幸亏曹荻秋和魏文伯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都把关于那卷黄纸头的前前后后的经过，与邓小平、康生、江青、张春桥的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都写成文字，留诸后人。

曹荻秋还保存了张春桥写给他的一封亲笔信，同样至关重要。我在档案中，查到了这封信：

荻秋同志：

北大的斗陆平计划，有一条要把常溪萍揪回来斗争，已经贴出去了。据康生同志告诉我，江青同志有一次在毛主席那里也说要把常溪萍揪回来斗。此事，请你回去后同市委同志好好议一议，不然很被动。

春桥

八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