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如下棋一般，张春桥已经对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中共上海市委，“将”了两“军”：

第一回，借助于“安亭事件”，扶植了王洪文的“工总司”，“将”了一“军”；

第二回，借来“大炮”聂元梓，猛轰常溪萍，扶植“上三司”、“红革会”（全称为“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把上海中学、大学红卫兵组织起来，策划“《解放日报》事件”，又“将”了一“军”。

深谋远算的张春桥，正筹划着下一步棋，以求把上海市委“将”死。

“看来，一定要来个‘内外夹攻’。”回到北京，张春桥向姚文元说出了自己的意思。

“是呀，光靠王洪文、聂元梓从外面进攻，上海市委还是倒不了的。”姚文元这个“秀才”，如今居然也满口军事术语了。

“我看，这一着棋，要由你出面——争取‘丁学雷’和‘罗思鼎’起义，来一个‘后院起火，中心开花’。”张春桥说着，划了一根火柴，点起了香烟，“‘丁学雷’、‘罗思鼎’都是你的‘脚碰脚’的文友。你给他们打电话，比我方便……”

“行。”姚文元很痛快地答应下来。

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起，姚文元与上海丁香花园之间，架起了“热线”……

丁香花园位于上海静安寺与徐家汇之间，闹中取静的所在。这是一座不对外开放的花园，一道波浪起伏的围墙巧妙地砌成长龙卧地的形状，名叫“卧龙壁”。花园里古色古香，据说当年是清朝大官李鸿章的别墅，因园内种植许多丁香，所以得名“丁香花园”。

就在丁香花园旁边，有一幢小洋楼，是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所在地（严格地讲，那座楼不属于丁香花园范围）。写作组建立之际，正是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的时候，秀才们也真会动脑筋，取丁香花园的“丁”为姓，以“学雷”为名。于是，上海报刊上常常出现署名“丁学雷”的文章，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真有“丁学雷”其人呢！

“丁学雷”写作组负责人，便是徐景贤。

至于“罗思鼎”，取义于雷锋的名言：“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亦即“螺丝钉”的谐音。“罗思鼎”写作组的负责人叫朱永嘉，原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姚文元在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请朱永嘉帮助查阅明史资料，朱永嘉由此发迹，“文革”中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复旦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

此处单表徐景贤其人。笔者曾于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在上海市监狱，对徐景贤作了录音采访……

徐景贤，上海人叫他“徐老三”。其实，他并非排行第三，却是因“文革”中，上海的“老大”乃张春桥，“老二”姚文元，他是“老三”。

徐景贤比姚文元小两岁，论笔头，他不比姚文元差；论口才，远远胜于姚文元。他长着“奶油小生”般的脸，颇有风度。作起报告来，一口气讲三四小时，滴水不漏。倘若把他的报告整理成文字，便是一篇思路很清楚的文章。

徐景贤的人生经历，与姚文元有许多相似之处。

徐家原在上海郊区奉贤县县城——奉城镇。在镇的东街八号，开过一爿名叫“东王成”的布店，后来改为百货店，那便是徐景贤的老家。双开问的门面，雇两三个伙计，日子小康。

一九〇四年，徐景贤之父徐宗骏出生在那里。徐宗骏又名徐雅平，一九一七年小学毕业以后，就离家到松江上中学。一九二一年，他考入南京的东南大学化学系。一九二六年夏天，他从东南大学毕业之际，正处于中国大革命的高潮之中。他回到了奉城老家。在这县城里，大学毕业生并不多见，二十二岁的徐宗骏受到了乡亲们的尊敬。

就在这个时候，徐宗骏在镇上结识了当地豪绅之子李主一。李主一也是个知识分子，与徐宗骏情趣相投。不久，徐宗骏才知道，李主一是中共党员。在李主一的介绍下，徐宗骏在一九二六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则在潘汉年介绍下，在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徐、姚的父亲的经历，也是那么的相近。

经李主一的提议，借助于徐宗骏在当地的影响，于一九二七年在奉城创办了私立曙光中学，徐宗骏出任校长。学校里来了两位湖南口音的老师，皆姓刘，人称“大刘”、“小刘”。大刘名叫刘德超，又名刘柄；小刘是大刘的堂弟，名叫刘异斋。

在今日中国，刘异斋这名字，几乎无人知道。这个当年的“小刘”，后来变成了“刘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