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云取义于“炮打司令部”。他的父亲，倒是一位革命烈士；他的母亲，也正因为政治身份可靠，当时在北京某中央首长家当保姆。由于这么一层特殊关系，包炮的消息十分灵通。这位中央首长何人？据云，乃康生也。（另据上海《现代风》杂志一九八八年九月号杨鑫基的《康生密令》一文说，“包炮”原名鲍舜华，出生在上海某著名医生家庭，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

包炮来到上海，结识了三十一岁的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事王洪文。在筹备成立“工总司”的那些日子里，王洪文把包炮当成了自己的谋士。“工总司”最初的“筹备委员”三十多人中，只有两名党员——王洪文和耿金章。耿金章原名耿玉章，上海中泥造纸厂副工长，比王洪文整整大十岁，早在一九四九年入党。不过，耿金章只念过初小，文化水平远不如王洪文。正因为这样，王洪文当上了“工总司”的“司令”。包炮成了王“司令”的密友……

向西，向西，轿车朝着安亭急驶。一路上，从包炮的嘴里，掏得了关于“工总司”和“安亭事件”的最准确的情报。张春桥一向是很重视情报的。兵书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张春桥确信这是古人经验之谈。

从大场经真如、南翔、黄渡，轿车在凌晨驶入安亭上海无线电专用修理厂。

张春桥在细雨中刚刚下车，一个清瘦的穿了一身褪色军装、没有领章帽徽的年轻人，马上用雨伞遮住飘向张春桥脸上的冷雨。

“春桥同志，他就是王洪文。”经包炮这么一介绍，张春桥向那年轻人伸出了手。

这是张春桥第一次与王洪文握手。于是，因搞“革命样板戏”而江张携手，因批《海瑞罢官》而江张姚结谊，这一回又因“安亭事件”增加了一个同伙——虽说四人结帮而左右中国政局是在好几年之后。

“这是小潘，‘工总司’的‘副司令’。”包炮把一个眉目清秀的二十岁的小伙子，介绍给张春桥。

“哦，我知道，潘国平！”张春桥马上说出小伙子的大名，使这个上海玻璃机械厂的青工感到分外高兴。

谈判，就在安亭汽车修理厂里进行。谈判的一方是“中央大员”张春桥，另一方则是“工总司”正、副司令。潘国平是在得知张春桥要来安亭的消息之后，从南京赶来的。

张春桥很快就发现，潘国平能言善辩，咋咋呼呼，话虽讲了很多，没有分量。王洪文到底比潘国平年长十一岁，是个干部、党员，讲话不多，却都讲在点子上。

在潘国平讲了一大通之后，王洪文开口了，很简洁地代表“工总司”，向张春桥提出五个问题：

第一，上海“工总司”是不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第二，我们北上控告中共上海市委，这是什么性质的行动？

第三，“安亭事件”的责任由谁来负？

第四，能不能答应我们的要求——曹荻秋作公开检查？

第五，能不能给“工总司”提供工作方便？

张春桥一路上，已经预料到“工总司”会提出这些问题。他早就打好主意：借助“工总司”的力量，来冲击中共上海市委，打倒陈丕显、曹荻秋。一旦把陈、曹拉下马，那上海便是他张春桥的天下！

正因为这样，他非常痛快地支持了王洪文：“我认为，‘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北上告状是革命的行动……”

谈判十分顺利地进行着。虽然潘国平坚持还要带领在南京的二百多人继续北上，终究还是被王洪文说服了。

十二日早上八时，一辆大卡车驶往安亭火车站。张春桥站在卡车上，冒雨向两千多上海工人讲话。他的左侧站着王洪文，右边站着潘国平，后面站着包炮。

张春桥重复着那些动听的话语：“我认为，‘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北上告状是革命的行动……”

张春桥讲毕，王洪文以“司令”的名义，大声地号召：“‘工总司’的战友们，张春桥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春桥同志对我们的支持，就是毛主席对我们的支持。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我们马上返回上海……”

张春桥与王洪文第一次进行了成功的合作。中午，王洪文率领一大批“工总司”工人登上火车，返回上海。下午四时，张春桥也回到了上海。

张春桥一到上海，马上挂通了北京长途电话，把情况向江青汇报。他深知，江青会在毛泽东主席面前为他“美言”，而毛泽东主席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

翌日傍晚，上海的大街小巷，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