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着浆糊未干的传单，标题是《张春桥同志签名同意五项要求》。我从当年的“一月革命展览会”所保存的展品中，查到了张春桥签字原件。那是写在一张笔记本的横格纸上，字迹幼稚，甚至把曹荻秋写成“曹狄秋”，可见是出自“工总司”头头之手。末尾，有蓝黑墨水签的“张春桥一九六六.十一.十三.于上海”。

全文如下（照手稿抄录。各种传单上字句有出入）：

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二、承认“一一·九大会”以及被迫上北京是革命行动（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应派少数代表）。

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

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

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张春桥签发的这“五项要求”的传单，飞快地传到了中共上海市委。

当天晚上，刚吃过晚饭，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魏文伯手里拿着传单，踱进了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的家门。

“早就看过了！”陈丕显指了指书桌上放着的传单，说道，“张春桥算是什么？谁给他那么大的权力，可以签发这种‘五项要求’？”

魏文伯也是一样的情绪，说道：“张春桥签字，将来只能由张春桥自己负责！”

正说着，门外响起了四川口音。戴着金丝眼镜的上海市市长曹荻秋也来了。

虽说事先并没有通知，这上海的“三巨头”不期而遇，聚在一起，话题自然集中在张春桥身上。

“三巨头”的意见完全一致：张春桥擅自签字，是错误的！

他们三个越说越生气，陈丕显提议：“给北京挂电话！”魏文伯、曹荻秋立即赞同。

陈丕显打电话给张春桥的顶头上司——“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正巧，王力在陈伯达身边。大抵由于陈伯达那福建式的“普通话”叫人很难听清楚。王力替他接电话，替他向上海转述意见。

“张春桥在‘五项要求’上签字，你们知道了吗？”陈丕显心中有气，就往电话里发泄。陈丕显向陈伯达提出一系列为什么：“原先中央说过不承认建立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为什么张春桥承认了？卧轨拦车，明明是破坏交通，为什么张春桥承认这是‘革命行动’？张春桥在签字之前，为什么不与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为什么他反而说，一切后果要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

陈伯达的答复，像作大报告似的，从宪法规定工人有结社自由讲起，一直讲到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他冗长的回话，清楚地表明，他站在张春桥一边。

陈丕显挂上电话，太阳穴上的青筋怒涨。他的心中窝着一把火！

“我给陶铸挂电话！”曹荻秋说道。

电话迅速接通了。耳机里传来“中央文革”顾问陶铸的清楚的话音：“张春桥签署‘五项要求’，是错误的！张春桥是一个没有群众运动经验的人！”

陶铸的话，使曹荻秋以及坐在旁边的陈丕显、魏文伯都受到鼓舞。

张春桥呢？也在往北京挂电话。他又是向江青汇报……

上海，剑拔弩张，陈、曹、魏与张春桥严重对立；

北京，两派的意见也泾渭分明。

张春桥，顿时处于矛盾的焦点。诚如他后来曾对王洪文所说：“处理安亭事件，要么立一大功，要么犯一大罪！”

显然，在针尖对麦芒之间为双方作出裁决，惟有最高权威毛泽东。

十六日，毛泽东主席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明确地表了态。他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王力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消息飞快地传到上海，张春桥长长舒了一口气，脊背上的冷汗才算干了。他，终于“立一大功”！

安亭事件成为张春桥和王洪文勾结的开始。陈伯达在晚年曾经这么回忆说：

上海安亭事件，虽然当时王洪文等来北京未成，却造成了一个很大的消极作用，使张春桥获得同王洪文结合的机会，搞了一个所谓“一月风暴”，夺得上海的权力。随后张春桥又把王洪文引到北京。我有一回在大会堂，走路时碰到他们，张春桥介绍了一下。张春桥、王洪文在北京种种情况，我完全不知道。估计江青必然会同他见面。在九届二中全会一个比较大的批判我的会上，张春桥同王洪文坐得很近，我离他们不远，我听到张春桥轻声跟王洪文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