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在黧黑的夜色之中，在呜呜呼叫的寒风之中，一架军用专机从北京直飞上海。

机仓里坐着张春桥。平生头一遭，他享受坐专机的待遇。望着脚下茫茫大地，犹如无涯的大海，在翻腾着黑色的浪潮。他的心中，忐忑不安，未知此行是否会覆舟灭顶于上海……

就在他急急动身之前，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组长，已于这天中午发急电到上海西北远郊、嘉定县内一个位于沪宁线上的铁路小站——安亭站，告知在那里拦截火车、中断交通，吵着要北上的一千多上海“造反派”工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张春桥同志即日回上海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和他当面商量……”

短短的一天多时间，安亭的知名度急剧上升。这个小站，一下子闻名全国，外电也纷纷报道：“上海爆发‘安亭事件’。沪宁线交通被‘造反派’工人在安亭切断……”

事件的导火线，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下午，“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告成立，挂着崭新的红袖章、穿着劳动布工作服的工人们，涌向上海市中心的文化广场。

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央关于工人要“坚守生产岗位，不要到厂外去串连”、“不要成立跨行业的组织”等文件精神，对上海“工总司”采取“三不”态度，即“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为此，在成立大会结束之后，“工总司”举行规模宏大的游行，前往上海延安西路中共上海市委大楼，要求上海市市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曹荻秋接见，承认“工总司”。

曹荻秋不予接见。于是，“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决定率队冲向上海北站，声言“到北京告上海市委的状”。

子夜，北站大乱。“工总司”的“副司令”潘国平砸坏了检票口的栏杆，冲上月台，登上一趟北上列车。五时许，潘国平所率领的二百多“造反派”工人，随车驶出北站，于中午到达南京。

王洪文率一千多“造反派”工人，登上原定开往郑州的“六〇二”次列车，于七时强令调度室发车。列车在八时十七分开抵安亭，上海铁路局下令阻留这趟列车。于是，一千多“造反派”工人滞留在安亭。

王洪文为了向上海市委施加压力，决定卧轨拦车。十日中午十二时，当十四次上海至北京的特别快车途经安亭车站时，铁轨上躺着、坐着许多戴红袖章的上海工人。特别快车不得不紧急刹车……

十一日夜十时，在冷雨飘洒之中，一架军用专机悄然降落在上海北郊的大场军用机场。

这时，沪宁线已被切断二十小时二十一分钟，刚恢复通车，铁轨上仍停着一长串一长串受阻的列车。

张春桥穿一身军装，走下专机。

据当时前往迎接张春桥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对笔者说，同往机场迎接的还有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杨恺。另外，还有“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的红卫兵代表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代表。“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司令”，是二十一岁的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三年级学生蒯大富。蒯“司令”那时，已经与张春桥有了单线联系。

知道张春桥要飞抵上海，魏文伯说自己有心脏病，要韩哲一去机场迎接张春桥，虽说在华东局里张春桥的职务在韩哲一之下（当时张春桥兼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长），但他这回是以“中央文革”副组长身份来的，则仿佛成了韩哲一的上级。照理，曹荻秋也应去机场迎接。韩哲一记得曾打电话找曹荻秋，可是竟找不到他——因为曹荻秋已成为“工总司”攻击的主要目标，已转移到衡山宾馆临时办公。

当然，曹荻秋也知道张春桥来上海的消息。他不愿去接这位“中央首长”，其中的原因是不言而喻的。

张春桥下了飞机，与韩哲一在机场谈了一个多小时。据韩哲一回忆，当时张春桥的意见，与陈伯达、陶铸的意见差不多，也是主张不能成立“工总司”，要劝工人们回工厂上班，反对他们在安亭闹事。

张春桥表示要立即赶往安亭。这时，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的红卫兵，弄来一辆用吉普改装的宣传车。车上坐着一位神秘的人物。张春桥竟然没有上中共上海市委为他准备的轿车，竟然坐进那辆宣传车。杨恺和几个红卫兵及“工总司”的代表陪张春桥前往安亭。韩哲一没有同去。

笔者在采访一位熟知当时内情的人，才获知那位神秘人物的来历：此人名叫“包炮”，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他的真名叫包得福。在“文革”中改名“包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