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鲜，新鲜，身上没有一个“音乐细胞”的张春桥，忽然借起电唱机、录音机来了。

新鲜，新鲜，在上海的“中南海”——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宿舍张春桥家里，忽然传出一阵阵唱京戏的声音。

就连西皮、二黄也分不清楚的张春桥，忽然成天价守在电唱机、录音机旁，闭着双眼，歪着脑袋，用手在膝盖上打着拍子，在那里细细听着《霸王别姬》、《打渔杀家》、《群英会》、《三岔口》。

恨只恨，当年的狄克怎么只顾骂鲁迅，不去学几句京戏？如今，只好“临时抱佛脚”了。

古人曰：“上有所好，下必效之。”打从“女客人”那里得知她要“立”，要搞“京剧革命”，要抓“京剧现代戏”，张春桥就马上意识到：赶紧学点京剧！

结识“女客人”之后，张春桥发觉，一旦得到她的青睐，飞黄腾达指日可待。她是比柯庆施更好的“梯子”。投其所好，顺着她的所好在上海抓“京剧现代戏”，显然是一条接近她的捷径。

不过，她的“语言”，张春桥几乎听不懂：

“四平调轻飘飘的，无论如何不要用那个玩艺儿。”

“我对西皮有点怕。”

“反二黄低沉，如果达不到激昂，就有损革命英雄形象。”

“昆曲、吹腔、高拨子，最好不用，群众不愿听，你们不知道？”

这一连串的“行话”，使张春桥如坠云雾之中。他不得不学习京剧ABC——这一回，可千万不能闹当年乱标古书的笑话！

须知，早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二日北平的《晨报》上，便登载过这样的广告：“山东王泊山昆剧团来平，李云鹤演出《玉堂春》。”十七岁的李云鹤，后来成为蓝苹，后来又成为江青。她自幼在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学评剧、昆剧。只有懂得她的“行话”，才能与她有着共同的语言。一个门外汉，张春桥费煞苦心，突然狂热地钻研起京剧来了……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晚上，江青悄然步入上海愚园路二一八号的红都剧场，看了上海爱华沪剧团演出的《红灯记》，感到满意。她从十二个同类剧本中，选中了爱华沪剧团的本子，决定改编为京剧。本来，这是张春桥很好的为她效劳的机会。可惜，当时的她对张春桥还是初识，竟把这道地的“上海货”交给了北京的中国京剧院去改编。张春桥知道了，连连顿足，深为遗憾。

关于这个过程，江青曾这样讲述过：

“为《红灯记》我是化了不少心血的。我为了想查明这个故事是虚构还是写实，曾到处打听作者的地址。想和他谈谈，就是找不到，我真怕作者用了真姓名而又未搞清事实。假如这个剧本竟为叛徒立了传，那可怎么办？单是这件工作，就占去我很多时间。其他关于剧本处理方面的，就不说它了。

“对这个剧本（爱华沪剧团的演出本），就是既喜欢，又不喜欢。喜欢它，是因为它写好了几个革命的英雄人物；不喜欢它，是因为它还不是从生活出发的，没有写清楚当时的典型环境。可是，我看了很多同一题材的不同剧本之后，感到还是爱华沪剧团的本子好。其他有的剧本，对人物简直有很大歪曲，使我看了一半就想走开。所以，决心把这个戏介绍给中国京剧院。……”

张春桥刚刚失了一个“球”，紧接着又失一“球”！

那是在一九六三年秋，江青又看中了“上海货”——沪剧《芦荡火种》，却推荐给北京京剧一团去改编京剧《沙家浜》。不仅如此，为了帮助北京京剧一团排演好《沙家浜》，江青还把演出《芦荡火种》的上海人民沪剧团请到北京去！

张春桥连失两“球”，着急了。他对江青说：“上海不光是‘破’，也能‘立’呀！江青同志，给上海交任务吧。我一定把上海的京剧界组织好。”

终于，江青给张春桥交任务了。江青又来上海了。那是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二日，上海举行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时。用当时的宣传词句来形容，这次观摩演出是“在柯庆施同志领导下，在江青同志关怀下”举行的。

柯庆施在会上，慷慨激昂，讲话的口气是非常硬的：

“我们的戏剧工作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还很不适应”，“对于反映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和斗争，十五年来成绩寥寥，不知干了些什么事。他们热衷于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戏剧，热衷于提倡洋的东西、古的东西，大演‘死人’、‘鬼戏’。所有这些，深刻地反映了我们的戏剧界、文艺界存在着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