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鲜,新鲜,身上没有一个“音乐细胞”的张春桥,忽然借起电唱机、录音机来了。
新鲜,新鲜,在上海的“中南海”——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宿舍张春桥家里,忽然传出一阵阵唱京戏的声音。
就连西皮、二黄也分不清楚的张春桥,忽然成天价守在电唱机、录音机旁,闭着双眼,歪着脑袋,用手在膝盖上打着拍子,在那里细细听着《霸王别姬》、《打渔杀家》、《群英会》、《三岔口》。
恨只恨,当年的狄克怎么只顾骂鲁迅,不去学几句京戏?如今,只好“临时抱佛脚”了。
古人曰:“上有所好,下必效之。”打从“女客人”那里得知她要“立”,要搞“京剧革命”,要抓“京剧现代戏”,张春桥就马上意识到:赶紧学点京剧!
结识“女客人”之后,张春桥发觉,一旦得到她的青睐,飞黄腾达指日可待。她是比柯庆施更好的“梯子”。投其所好,顺着她的所好在上海抓“京剧现代戏”,显然是一条接近她的捷径。
不过,她的“语言”,张春桥几乎听不懂:
“四平调轻飘飘的,无论如何不要用那个玩艺儿。”
“我对西皮有点怕。”
“反二黄低沉,如果达不到激昂,就有损革命英雄形象。”
“昆曲、吹腔、高拨子,最好不用,群众不愿听,你们不知道?”
这一连串的“行话”,使张春桥如坠云雾之中。他不得不学习京剧ABC——这一回,可千万不能闹当年乱标古书的笑话!
须知,早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二日北平的《晨报》上,便登载过这样的广告:“山东王泊山昆剧团来平,李云鹤演出《玉堂春》。”十七岁的李云鹤,后来成为蓝苹,后来又成为江青。她自幼在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学评剧、昆剧。只有懂得她的“行话”,才能与她有着共同的语言。一个门外汉,张春桥费煞苦心,突然狂热地钻研起京剧来了……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晚上,江青悄然步入上海愚园路二一八号的红都剧场,看了上海爱华沪剧团演出的《红灯记》,感到满意。她从十二个同类剧本中,选中了爱华沪剧团的本子,决定改编为京剧。本来,这是张春桥很好的为她效劳的机会。可惜,当时的她对张春桥还是初识,竟把这道地的“上海货”交给了北京的中国京剧院去改编。张春桥知道了,连连顿足,深为遗憾。
关于这个过程,江青曾这样讲述过:
“为《红灯记》我是化了不少心血的。我为了想查明这个故事是虚构还是写实,曾到处打听作者的地址。想和他谈谈,就是找不到,我真怕作者用了真姓名而又未搞清事实。假如这个剧本竟为叛徒立了传,那可怎么办?单是这件工作,就占去我很多时间。其他关于剧本处理方面的,就不说它了。
“对这个剧本(爱华沪剧团的演出本),就是既喜欢,又不喜欢。喜欢它,是因为它写好了几个革命的英雄人物;不喜欢它,是因为它还不是从生活出发的,没有写清楚当时的典型环境。可是,我看了很多同一题材的不同剧本之后,感到还是爱华沪剧团的本子好。其他有的剧本,对人物简直有很大歪曲,使我看了一半就想走开。所以,决心把这个戏介绍给中国京剧院。……”
张春桥刚刚失了一个“球”,紧接着又失一“球”!
那是在一九六三年秋,江青又看中了“上海货”——沪剧《芦荡火种》,却推荐给北京京剧一团去改编京剧《沙家浜》。不仅如此,为了帮助北京京剧一团排演好《沙家浜》,江青还把演出《芦荡火种》的上海人民沪剧团请到北京去!
张春桥连失两“球”,着急了。他对江青说:“上海不光是‘破’,也能‘立’呀!江青同志,给上海交任务吧。我一定把上海的京剧界组织好。”
终于,江青给张春桥交任务了。江青又来上海了。那是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二日,上海举行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时。用当时的宣传词句来形容,这次观摩演出是“在柯庆施同志领导下,在江青同志关怀下”举行的。
柯庆施在会上,慷慨激昂,讲话的口气是非常硬的:
“我们的戏剧工作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还很不适应”,“对于反映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和斗争,十五年来成绩寥寥,不知干了些什么事。他们热衷于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戏剧,热衷于提倡洋的东西、古的东西,大演‘死人’、‘鬼戏’。所有这些,深刻地反映了我们的戏剧界、文艺界存在着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