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三年一月四日下午，上海延安西路二〇〇号——文艺会堂，人头攒动。上海元旦联欢会，正在那里举行。

当年张春桥为之写过《济南话剧界欢迎熊佛西先生记》的那个熊佛西，已是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了。熊佛西主持联欢会。当他宣布：“现在，请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柯庆施同志讲话。”全场响起了掌声。

这一回，柯庆施所发表的，并非应景讲话。他利用这一次对上海文艺界讲话的机会，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具有独创性的口号：“大写十三年！”

柯庆施说：

“最近看了话剧《第二个春天》、电影《李双双》，还听人说过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这些戏写的都是解放以后十三年来的现代生活，这很好，很值得提倡。”

说了这么一段话之后，柯庆施加以发挥道：

“解放十三年来的巨大变化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在这样伟大的时代、丰富的生活里，文艺工作者应该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反映伟大时代的作品。”

本来，这样一段话，也没有什么大错。但是，他继续加以发挥，那就走向了“左”的极端：

“今后在创作上，作为领导思想，一定要提倡和坚持‘厚今薄古’，要着重提倡写解放十三年，要写活人，不要写古人、死人。我们要大力提倡写十三年——大写十三年！”

文学艺术的创作领域，本来是无比宽广的。柯庆施的“大写十三年”，一下子把历史题材以至革命历史题材，全都一刀砍光。不光是“古人”、“死人”不能写，连“活”的“洋人”也不能写！

一九六三年一月六日，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都刊登了柯庆施的讲话。他的“大写十三年”的片面口号，立即遭到周扬、林默涵、邵荃麟等人的坚决反对。张春桥急急地找姚文元，你一条，我一条，拼拼凑凑，写了篇《大写十三年十大好处》的文章。

柯庆施的讲话，引起了上海的“女客人”的注意。

“女客人”虽然住在北京中南海，却常常不声不响地往上海跑。她来来去去，行踪惟有中共上海市委交际处、上海铁路局公安处和上海锦江饭店保卫处知道。她从不坐飞机，为的是怕从半空中摔下来。她来去总是坐京沪特快列车，而且总是包一节软卧，供她和几位随从乘坐。一节软卧车厢，寥寥数人而“卧”。她宁可让别的铺位空着。她喜欢要这么大的“派头”。

她一到上海，就住在位于市中心茂名路上第一流的锦江饭店。这座由原先的华懋公寓与茂名公寓组成的宾馆，是她当年在上海滩的时候所非常熟悉的。她住进豪华客间，从不轻易露面。

此人便是江青，亦即当年上海滩上的电影演员蓝苹。为了替她的行踪保密，上海有关部门为她取了代号——“客人”或者“女客人”。

“女客人”常常来上海，最初是为了治病。她的病颇多，诸如神经官能症、慢性胆囊炎、急性膀胱炎、植物性神经系统病症等。虽然北京也有着第一流的医生和医院，她偏喜欢上海——这座城市曾给她的人生历程打上深深的印记，她最浪漫的一段时间是在这里度过的。

她是一个生性好强、不甘寂寞的女人。当年，二十来岁的她，闹得上海滩沸沸扬扬，大报小报登满她的“明星”生活以及跟唐纳、章泯离离合合、打打闹闹的新闻，已经最充分不过地显示「她的个性。

无奈，在延安，在她成为“第一夫人”的时候，组织上告诫过她，不参与政事，她也一口答应。好不容易，她在那里捱过了漫长而寂寞的日子。她自己也明白，新来乍到，羽毛未丰，无法染指党政大事。

进入北京之后，她探头探脑，要管点“闲事”了。

一九五〇年七月十一日，“电影指导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委员有周扬、陆定一、蒋南翔、丁玲、邓拓、阳翰笙、田汉等文艺界名流。她挤了进去，也当了个委员。她并不想当个徒有虚名的委员。她试着管点“闲事”。据她自己后来回忆，她曾“力排众议”，不怕“光荣地孤立”，在电影指导委员会的会议上“多次提出批判《清官秘史》”。结果，谁也不予理睬，简直气坏了她。

一九五一年，她只身出过一回风头。那年二月，《武训传》在全国上映。她对周扬说：“《武训传》是一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反动影片。”周扬不以为然，竟顶撞了她：“你这个人，有点改良主义没有什么了不起嘛！”

到了这年五月二十日，事情变得不那么简单了，因为这天的《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