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她要“破”，也就是批判。她要批《海瑞罢官》，要批《李慧娘》，要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

第二，她要“立”，也就是提倡现代戏。这一回，在上海看了沪剧《红灯记》，觉得很不错。只是沪剧的地方性太强，观众面狭窄，她想改成京剧，推向全国；

第三，上海比北京好得多。上海有柯老挂帅，可以成为她的“基地”。今后，她要常来上海，不是为看病而来，是为建设“基地”而来。

这一次与江青会面，对于张春桥来说，是历史性的。从此，江青的印象之中，有了张春桥。

在“女客人”坐着软卧包厢离开上海之后，一颗信号弹从上海《文汇报》升起。

那是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上海《文汇报》刊载了一篇题为《“有鬼无害”论》的文章，署名“梁璧辉”。这是根据江青的旨意，和柯庆施一起组织，张春桥参与密谋，在上海打响的批判“三家村”的第一炮。

“梁璧辉”何许人？俞铭璜的化名。

《“有鬼无害”论》批谁？批孟超的《李慧娘》，批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

孟超，江青的老乡——同是山东诸城县人。他比江青大十二岁。早在一九二四年，孟超就来到上海，在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开始写诗、散文，并参加革命，参加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他在北京的人民美术出版社担任创作室副主任、幻灯编辑室主任。

一九六一年《剧本》第七八期，发表了孟超写的昆曲剧本《李慧娘》。与此同时，北京开始演出《李慧娘》。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北京晚报》发表了廖沫沙的文章《有鬼无害论》，赞扬了昆曲《李慧娘》。

作为同乡，江青不仅熟知孟超其名，也了解他的家世。自然，孟超的《李慧娘》的上演，引起了江青的注意。江青给这出历史剧“上纲”，认为是“借厉鬼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她看了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认为是为“毒草”叫好，应该一起批！

最初，江青想在北京找人支持她，发表批判孟、廖的文章。无奈，北京并非她的“基地”。彭真是北京市市长，吴晗是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廖、邓后来被称为“反革命的三家村”，彭真被说成是“三家村的黑后台”。面对北京那样的阵营，江青当然无法开展她的“批判”。

她来到上海，发觉有柯庆施那样的市委书记兼市长，有张春桥那样的谋士，有姚文元那样的棍子，她得到了支持。正因为这样，她所组织的第一篇批判文章，成功地在上海登出来了。这是她与柯庆施、张春桥第一次“协同作战”……

关于这第一篇批判文章，江青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首都文艺界大会上，把她的“认识过程”谈得很清楚：

“我的认识过程是这样的：几年前，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恢复听觉、视觉的功能，这样，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首先我感觉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太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政治倾向反动的戏，还有美其名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我只想争取批评的权利，但是很难。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

如今，人们一提及“文革”，便会提及姚文元的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这篇梁璧辉的《“有鬼无害”论》鲜为人知。其实，真正的“前奏曲”，是这篇《“有鬼无害”论》。正是《“有鬼无害”论》的成功发表，使江青把她的“争取批评的权利”的希望寄托于上海，这才有了第二篇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