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重视武训传的讨论》。显然，天平的砝码倾向了江青一边。

江青趾高气扬了。她第一次露面，率领“武训历史调查团”，前往山东堂邑一带，进行了一个来月的调查。据她说，她冲破了周扬派去的秘书钟惦菜等人的重重“阻挠和破坏”。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人民日报》连载江青亲自写的《武训历史调查记》。这是江青赢得的第一次胜利。

她一次次参加电影指导委员会的会议，一次次进行“指导”。正当她欲大展宏图之际，却于一九五二年二月病倒了，不得不去疗养。

在疗养中，她仍想重返政治舞台。一九五四年九月中旬，她曾忽地来到《人民日报》编辑部，找周扬、邓拓、林默涵谈话，透露了来自毛泽东那里的消息：毛泽东十分赞赏刚出版的《文史哲》杂志上两个小人物即李希凡、蓝翎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要求《人民日报》转载两个小人物的文章。

周扬嗯嗯了一番，送走了江青。江青天天翻《人民日报》，一个来月过去，居然毫无动静，显然，周扬没有把她的意见放在眼里。

十月十六日，再度发生重大转折：毛泽东主席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的同志，写了一封著名的信，即《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批评了周扬这样的“大人物”，支持了李希凡、蓝翎两个“小人物”。

毛泽东主席的信中提及：“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这里所说的“有人”，正是指江青。

十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意见，刊登了署名“钟洛”的文章《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

江青第二次又获得了胜利。

紧接着，她病了。一病，就是七年——从一九五五年病到一九六二年。病中，她只是挂着“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和“文化部电影局顾问”这样两个空头官衔。用她自己的话来说，“中间，有几年我害病，为了恢复健康，医生要我参加一些文化生活，锻炼听觉和视觉。这样，我就比较系统地接触了部分的文学艺术问题。哎呀，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大啦！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的形象……”

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江青在北京看了京剧《海瑞罢官》。她决心再一次涉足中国的政治舞台——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

一九六二年九月，她约见了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个正副部长，“指出舞台上、银幕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的严重问题”。跟前两次一样，部长们并没有听进她发出的“警告”。如她所形容的，叫做“充耳不闻”。

正在这个时候，她听到了柯庆施在上海发出的“大写十三年”的崭新口号，与她不谋而合。

于是，“女客人”又一次南下，住进上海锦江饭店。这一回，她不忙于治病，也不忙于调看内部电影。二月下旬，她把柯庆施请到了锦江饭店。

柯庆施带来了他的政治秘书张春桥。

说实在的，张春桥对她并不陌生。当年，崔万秋常常跟他说起蓝苹。他从报纸、画刊、电影中，早就认识这位“影星”。他知道她是一个心眼儿小又很高傲的女人，在她面前须倍加小心。

她对张春桥呢，虽说当年同在上海滩，而且说不定还在崔万秋家见过这个穿蹩脚西装的狄克，不过她的眼界甚高，是不大会记得住这样的小人物的。何况，张春桥也尽力假装不知她的底细，一字不提三十年代的往事。他明白，那已成了她的心上的一块疮疤。

在柯庆施的介绍下，她与他握了一下手，算是结识了。

那天的谈话，差不多只在江青与柯庆施之间进行。张春桥只在一旁聚精会神地听着，脸上一直保持着微笑的姿势。

“我支持‘大写十三年’！”江青当面恭维柯庆施，“柯老，我们对文艺界的看法，可以说完全一致！”

“我们的见解一致，是因为我们都是以主席的思想作准则。”柯庆施说了一句非常得体的话。

张春桥在一旁细细观察着。他发觉，江青依然保持当年蓝苹的风度，口若悬河，不断地做着手势，常常放声大笑，是一个无拘无束的女人。

那天，江青漫无边际地说了好多好多。擅长于归纳的张春桥，把她的见解归为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