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收拾细软，准备逃命。这时，才从张春桥的牙缝中，挤出几句话：“赵局长，我要去延安。”

赵君弼先是一怔，随即明白了，说道：“你去吧，我得留在这边干。”

张春桥道：“我到延安去看看。如果干得好，就在那边干下去。如果干不好，我就回来找你。”

几天之后，张春桥在大雪纷扬之中，收拾好行装。

“你穿得太单薄了。”对于这位同乡同事张君之少爷，赵君弼格外照顾。一边说着，一边脱下身上的棉大衣，披在张春桥身上。

“赵局长，太谢谢了！”张春桥感激涕零。

“你走后，还有什么事要我办？”赵君弼问道。

“赵局长，我走之后，拜托您多多关照我的父亲。”张春桥说毕，穿上略嫌肥大的棉大衣，在风雪交加之中走出了赵家。

张春桥走后，赵君弼果真对张春桥之父张开益给予关照，提拔他当上了警察局的庶务主任。

一路风雪弥漫，张春桥的足迹迅即被大雪覆盖。

就在这时，有人在山东单县见到了张春桥。

此人名叫汤静逸。一九八七年十月，九十五岁的汤静逸先生，在上海向笔者讲述了半个世纪前的往事：

“我当时是国民党政府江苏省徐州专员兼总指挥。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我带部队进入山东，来到单县。单县的县长叫朱世勤。见面时，有一瘦瘦的青年在侧，看上去像个大烟鬼似的。朱世勤向我们介绍说，那青年是他的新来的秘书，并夸奖青年‘小有才干’。我记得很清楚，朱世勤告诉我，青年名叫张春桥。张春桥对我连连点头哈腰……

“解放后，当张春桥的名字出现在上海的报纸上，我起初以为是同名同姓的人。后来看到报上登的照片，认出来就是那个‘小有才干’的张春桥。我感到奇怪。我、秦启荣、朱世勤都是复兴社的。这个张春桥怎么会钻进了共产党？……”

张春桥只在单县作短暂的勾留，过南京，抵武汉。他借助于郭沫若那“政治部第三厅”里一个熟人的介绍，打通了前往延安的路……

踏上延安那片红色的热土才几天，张春桥的胸前便挂起了一枚“中国红军创立十年纪念”的红星章。虽说是他向一位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员借来的，一借就不还了。这枚红星章，仿佛成了“狄克”的护身符。

这个“红皮萝卜”，终于混入了红色的洪流。到达延安才两个月，他的“延安通讯”便写开来了：

会场是紧张活泼。……延水高声地唱着歌向东流……

“欢迎陕公（引者注：即陕北公学）唱歌！”“欢迎党校唱歌”！

一阵阵的歌声，高昂的像延水的激流一样的歌声，轮流地从抗大、陕公、鲁迅艺术学院……的队列中发出来，清凉山嘉岭的山谷间响着回音。

“欢迎丁玲同志唱歌！”

丁玲同志刚回来，大家一定要她唱。她站在那里，唱了一个“老乡上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