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这位“前进的作家”，曾干过密探勾当，是颇为出人意料的。

尖腮、瘦削、不苟言笑、戴一副近视眼镜，原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济南正谊中学校长徐伯璞事隔几十年，仍记得当年的学生张春桥的形象。他作如下回忆：

“一九三二年我当济南正谊中学校长时，张春桥是我校五五级学生。他同我关系很好。当时，张在学生运动中，表面积极，暗中告密，是个两面派人物，经常同复兴社分子、学校训育员黄僖棠、范贯三等接触。

“一九三三年，正谊中学有一次举行周会时，有一部分学生散发传单，鼓动罢课，要求抗日。这时张春桥曾向我密告我校领导学生运动的程鸣汉、鹿效曾、郑庆拙等学生的情况。我将这几名学生的活动和表现，向伪教育厅作了报告。后来我以煽动罢课、污辱师长为借口，将张春桥告密的几个学生开除了，并将程鸣汉等人活动情况告诉了法院法官胡性孽，要他们严加惩处。不久，反动当局以共产党分子名义，逮捕了程鸣汉，在审讯中严刑拷打，判处无期徒刑，死在狱中……”

许多与张春桥共事过的人，对张春桥的评价只有一个字：“阴！”十六岁的张春桥，就已经够“阴”的了！

一九三四年夏，十七岁的张春桥从正谊中学毕业之后，秃笔一枝，混迹于济南文坛。他自命为“前进的作家”，口气却不小，脑袋刚刚伸出蛋壳，就已目空一切。这时，他已对施蛰存、老舍和臧克家发动进攻了。看看这位十七岁“作家”的口气，是何等咄咄逼人：

他批判了施蛰存——“等到施蛰存底编辑的《现代》杂志出版后，捧出来了个戴望舒。从此，你也意象派，我也象征主义地在各处出现着：整个的诗坛是他们底领域，每个文艺杂志底诗里是他们的伙伴。……也许施蛰存会摆出面孔说‘小孩子家不懂啥’！可怜，中国底读者有几个懂的呢？”（张春桥：《另一个问题》，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六日《中华日报》）

他骂起了老舍——“民国日报出副刊，老舍写出刊词，更十足表现其无聊，目前友人访于其家，说话之间颇露出昏头昏脑来，因为他是没有个性的，有也只是糊涂，他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所以对军人或政治人员演讲也颇得欢迎。”（张春桥：《济南文艺界简报》，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六日《中华日报》）

他斥责了臧克家，还捎带着批评了郭沫若——“以《烙印》那册诗集而成名的青年诗人臧克家在最近已经算是颇为沉默了。……臧克家并没有能够完成时代课于他的任务，在《烙印》没有结集以前他也的确曾经写过许多不好的诗，所谓不好的诗，便是说他也曾吟酒弄月过的。……假如说他现在正写作长篇的史诗，我们也不感到可喜。现阶段，‘天灾人祸’下的我们，对于自身的感受不说，而借古代的事情来写作，这无疑是故意抛开现实而去寻求过去，用过去来表现现在。这是百分之百的不正确，郭沫若是时常这样做的。他的作品里装满了作者的热情，借古屈原、聂莹等来表现他的思想。表现是表现了，却并不能使人多么感动。对于克家我们也是这般想。我们只希望克家对自己看重些。”（张春桥：《关于臧克家》，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小小张春桥，真乃一只文坛刺猬。两年之后，他斗胆攻击鲁迅，其实不足怪——他早已不把老舍、郭沫若等放在眼里，自然也就以为鲁迅不足道j，。这个“狄克”之狂，初人文坛，就充分显示出来了，十足的“文坛恶少”！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华日报》副刊编者在发表张春桥的《关于臧克家》一文时，同时发表了编者致张春桥的短函，规劝张春桥不要“开口骂人”。编者的信，写得颇为巧妙，甚至可以说是在那篇《张春桥标点珍本记》之前，第一次非正式地“炮打张春桥”。

春桥先生：

你的两封信都收到，因为空函，不好意思寄给你，所以未复。大家都还年青，锅里不碰见，碗里也会碰见的，决不敢因为你隔得远，就欺你。个中情形，说来话长，也不便说。一句话，在不景气的都市里，很难因为招牌堂堂就独景气。我自己也写文章，也投稿，也被人欺，不过因为在编这点不成器的东西，不敢开口骂人耳。

编者

编者拐弯抹角地奉劝这只“刺猬”，不要刺人。可是，张春桥怎么听得进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