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曲曲折折的街巷里，在磕磕绊绊的三轮车上。这部小说没有凌乱如麻的琐事堆砌，却宁愿被人心的逻辑所裹挟，与平民的生活分享不能预知的疑难，寻找着心的皈依。这不啻也是对生活世情的别一种观照。

《老岸》之前后，直到今天，或者更可以这样说，“新写实”的创作气候的弥漫和流散，这一顺水推舟的过程被历史化之后，范小青的创作并没有一味朝前地随波漂去。“新写实”走了，原本就是有所区别的范小青还在那个地方，用《裤裆巷风流记》《瑞云》《老岸》《顾氏传人》《鹰扬巷》《我们的朋友胡三桥》等长、中、短篇小说，水落石出般地显现了当代生活世情小说的个性建构取向。

社会世情小说

世情小说以生活流叙事区别于“重大题材”“巨型问题”的“史诗性”“重点项目”型的“主旋律”叙事，难道真的就不能与历史与现实的宏大主题发生关联吗？当然不是，谨慎一点说应该是不完全是，坚决一点说，就是，至少在范小青这里不可能是。

这关联处地带的创作，不妨先名之为社会世情小说。

范小青的长篇小说曾有过向“重大”“巨型”领地的倾斜阶段，以《百日阳光》和《城市表情》为代表的长篇小说，事实上，按照通常的理解，它们也真的在那样的反映社会发展的“现实主义”创作类型中占有着一席之地。不过这里依然需要我们去阅读文本予以辨析。《百日阳光》的表层很显明，是演绎乡镇企业改革与建设发展的“苏南现象”典型的故事，这一点谁都看得出来。她把侧重点做了移位，大小官员都被她还原于“人”，普通百姓在“人”的层面和官员得到了同样的观照。这和一般的官场小说有本质不同，常见的官场改革小说把官员角色分成廉洁的（第一领导和部分基层官员）、堕落的（次要领导及部分企业老板、基层官员）、堕落途中被挽救的（某主要领导及某基层官员、老板）三种符号化形象，然后编造戏剧冲突，以正义战胜邪恶收场。在这种趣味下，《百日阳光》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时候易名为《干部》则是这种惯性的驱使，其实与小说的基本取向关系甚微。

那种常见的官场反腐题材小说，通用组件填装一样的生产方式，其实是对世道人心的敷衍和模糊化。范小青的这几部长篇社会世情小说的不同在于能够穿透世相的肤表进入人心的层面。这部小说让我们见识到了范小青对社会发展主型问题的敏锐和通透认知，乡镇企业的兴盛和颓落，荣于人也衰于人，盛极而衰的必然就在于“发展”的关节时刻“人”的发展问题的滞后或者说未被同步提升。在1990年代后期，社会发展观上的这种超前的冷静透辟的价值认识，当然也是令人称道的。这种清醒观察在《城市表情》里得到了比《百日阳光》更自如的表现，这部以城市改造与建设为核心事件的长篇小说，依然是关于“人”的，政治的人与文化的人、人化与物化的绞缠扭结中，情感立场上有着“人文”的留恋和痛挽。小说里时常会见缝插针地映现声色恍惚的文化标识，每到此时，硬朗的叙事就不自觉地温润起来。小说忌讳明指，但在这部小说的笔致里，作家埋伏着她的基本态度。一贯亲切地喜欢着老城平民生态的作家，即便穿着庙堂正装，也难以掩饰住她内心关切的流苏，于是索性以这部小说，将钟爱这座城市日常诗性的内心所积郁的忧虑，化为不无峻急的“表情”。

《女同志》是近年来最受关注的重要长篇小说。有关它的论说已经足够繁多和精彩，我只想说，它可以看做范小青社会世情小说的一个集成，也足可视为中国当代社会世情小说的标志性作品。

世情无外乎“饮食男女”，《女同志》先选取后面两字，把它植入机关，再通达世情。机关，曾被刘震云等用《单位》《一地鸡毛》等作品，确凿地变成了“新写实”得以生发开来的渊薮之一。范小青自有她的长项维度。女性，是机关里的“女同志”，机关加女干部这类形象作为主人公，就像她不会简单地写乡镇企业和城市建设一样，女性文学形象不可能是早已令人厌倦的自我封闭、权利抗争、自恋、自渎、情色的镜像，更不会是“女性英雄”般的“强者”极端：无情的“铁娘子”和滥情的“蝴蝶”。正常，有日常的喜悦和烦恼、要强和虚荣、独立和依赖、计谋以及软弱……在世情的层面上调整着表情和服饰，清朗着心智。其实任何形象，无论男女，正常即世情中的性情最具持久的魅力。其实放到世情小说的基本的倾向上，《女同志》里的万丽和《裤裆巷风流记》里的阿惠是等值的，尽管她们有着不同形貌的性情。她们身上都在原本不懂的成长中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