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拨地换人。就此问题我们给上级写过报告，要求对农村电工、机手采取考试上岗的办法，破除干部子女的特权，以促进机手的学习积极性和保持队伍的相对稳定。但在“阶级斗争为纲”和“官本位”习惯势力的制约下，王纯副市长大概也难下批文。

在技术服务队的后半年，我担任分队长，还学会了修理深井泵。昌平和延庆的山区，由国家贷款钻了一些百多米的深井，以解决人畜饮水问题。这些价值3万多元一眼的深井，更没人检修保养，有的使用不到一年就坏了。可惜我们也不会修理。请示总队，回答是全市只有几位师傅懂行，已经派往密云、平谷山区。我立即带上技工前去学徒，还赶制了专用工具。回来修理时仍然提心吊胆：我们用3天时间，手拉倒链，把2米5长的泵管一节节提出来，几十节之后才是那大冰糖葫芦似的九级泵。检修时，要凭眼力调直几十根两米五长的传动轴。“机器匠，拆了装，装不上，咋交账”？我们再用4天进行组装，保持传动轴与泵管、井管“三同心”，慢慢放回井里去。难就难在我们完全是手工操作，如有一节泵管没夹牢，或者滑链，这3吨重的深井泵掉进井里，深井就得报废！如有一根立轴没调直，或者组装时有个螺母掉进泵管，那就前功尽弃——得重新把它提出来……真是诚惶诚恐啊，为保持手感灵敏，谁也不敢戴手套，磨出血来也不戴。

当年的机电产品由国家统一分配，生产厂家并不关心销路，也没有“保修包换”之类的售后服务。像深井泵这样的重要产品也没人管。我学会了这手活儿，在京郊小有名气，以致“文革”中被“专政”期间，还有人找到“牛棚”，请我去修深井泵，军代表也不敢拒绝“贫下中农的请求”，只好“放牛”归山。

认识了水的艰难

1969年我被下放到平谷农村劳动，不久，市里又要办农机试点，便把我抽调到大华山公社“帮助工作”。这次的农机试点共有四处：四季青公社代表菜区，大华山公社代表山区，通县小海子大队代表平原，顺义北军营大队代表丘陵区。这四个社队基本上概括了京郊农业机械化“因地制宜”的不同需求，比1960年农机试点的规模小得多，由农机局与试点社队合办，专职人员10几个，资金10几万，坚持办了10几年，出了许多好经验。

“半夜驴铃响，火把点点亮，下山驮水忙”——这是我在一篇调查报告里描述大华山公社李家峪村民寻求生活用水的情景。住进深山村李家峪，才认识了水。这里历来蓄存雨水，农户用缸，小水窖，集体建有蓄水池，以解决人畜饮水。雨水不洁。小水窖里孳生孑孓。生产队和农户都养驴，它是山区的主要畜力，驴群也到池边饮水，泥土和驴粪便落入蓄水池。我们喝的就是这种水。村民说，“李家峪的男女老少，人人都有半肚子泥球，半肚子驴粪蛋儿！”

这样的水也贵如油。村民们“一水多用”：先淘米，澄清后洗菜，再澄清后洗脸（全家人用这半盆水，当然不能搓肥皂），再澄清后洗碗筷，此后已无法澄清了，便用它煮猪食。老下是接受“再教育”的，自然应该依法用水。但有一点特殊化——我把脏衣服攒起来，每月回城时，大洗三天——可算有了自来水啦，情不自禁地天天洗澡，放量喝茶，想把自身里里外外冲刷干净。

每逢旱季，李家峪的蓄水池干涸，便出现家家赶着毛驴，打着火把下山，往返20公里驮回两桶水来的夜景。白天还要抓紧这无雨的时节，清除水窖和蓄水池里的淤泥，并且修补渗漏的地方。他们年年打井，从未见水，却也从来没有放弃过打出井水来的希望。在国家投资、贷款和工厂支农小分队的协助下，李家峪全村出动，昼夜修路，架电线，还钻出了一眼百多米深的机井。村民第一次吃到清甜的井水，真是欣喜若狂啊！

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之后，“四人帮”的极左气焰受到打击，北京市数以万计的下放干部恢复了工作，我也回到市农机局——关系回城，人和行李还留在大华山——这是我主动要求的差事，继续搞山区农机试点。有人说我傻。但我忘不了那“西汉木犁”和李家峪人民缺水的情景啊。我在平谷县下放劳动和“蹲点”工作十年，结交了许多社队干部和农民朋友，无话不谈，受益良多。后来我从事文学写作，更相信这句话了：不了解农民，就不了解中国。

人生在世，要真正了解一件事情，并不容易。有了在李家峪跟社员半夜下山驮水的亲身体验，我至今不能容忍浪费水的现象，不论在哪儿，看见龙头滴水，我就要去把它拧紧。尤其受不了招待所和宾馆卫生间的“常流水”，非叫服务员来修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