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和“丰盛的午餐”时，他们就说：“占用领导同志的休息时间，很过意不去。不是星期日也轮不上我们召开现场会呀。下次请把夫人和孩子也带到乡下来玩吧，就算郊游，两不耽误。”于是，便有一些家属跟车前来参观农业机械化。关于这些内情，读者朋友千万不要认为是领导干部“多吃多占”，相反，我旧事重提，倒是有点儿心酸，您想啊，这些部长，不是和我们一样处于“瓜菜代”的艰苦生活状态，共同度过三年困难时期的么？若不清廉，他们怎么会缺少几斤“毛蛋”呢！

这个试点只办一年就停了。原因甚多，主要是经济力量不足。譬如，专家设计并在北郊农场建成的万头机械化猪场，由于精饲料没有来源，仅仅饲养100头猪，作个“示范表演”而已。建成的10万只机械化养鸡场，无人投资，也因为饲料短缺，根本没有进鸡。水田机械化的“电犁”和“闪电施肥”的电网架设起来之后，由于管理和培训农民的工作跟不上，反而造成耕牛触电，也拆除了。但这并不等于试点失败。《试点总结报告》是我执笔写的：通过“选、改、创”，初步获得了数十项适合北京地区使用的农机具；选购拖拉机和维修设备，装备了北郊农场的机务队和农机修配站；许多设计方案和图纸资料，留交北京农机研究所继续使用。“失败”的项目也是收获，它告诉我们，农业机械化的资金主要应由农场和公社自力筹集，国家只能支援带有科研性质的少数项目。写到这一点时，有个例子被张所长删掉了——北郊一户农民养48只鸭子，卖鸭蛋赚了些钱，上级就批判他违反“以粮为纲”的方针，不准搞这种“损公肥私”的家庭副业——我写此事的本意是说，农民手里没钱，怎么为农业机械化筹集资金呢？何况鸭子和鸭蛋都是市面上奇缺的食品呀。可是张所长说，鸡鸭会偷吃集体的粮食，要是社员养的鸡鸭多了，私心也就重了，必然分散为集体干活儿的精力。他还严肃地批评我“不懂政治”。

参加技术服务队

苏联政府20世纪30年代曾经把30万台拖拉机投放到集体农庄，结果是没用两年全部报废。因为没有培训出熟练的机手和修理工，没有形成合理的农机管理机制和维修网。相比之下，我们社员的文化技术水平，还不如人家的庄员。有鉴于此，北京市于1965年组成大规模的农机技术服务队，由王纯副市长任总队长，下设四个分队，以市属农机、机电、生产资料等部门的200多名技术人员为骨干，以“滚雪球”的方式开展工作——下到区县，相关的技术人员就参加进来，下到社队，负责“机、电、水”的管理人员也参加进来，总数达到两千余人，分片分期地进行农机普查和检修，同时举办电工、机手培训班，既上技术课，又带领机手共同检修他们自己使用的农机具，并建立农机档案。

我所在的分队，有骨干队员四十多人，负责房山、丰台、昌平、延庆四个区县。大家背着简单的行李、专用工具、仪表和紧缺的零件，由一个村走到另一个村，“吃千家饭，住百家店”，从春到冬干了一年，收获很大。

与全国农村相比，北京郊区的条件还是比较好的，主要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队有电和通了简易公路，所以各种农机具的数量也比较多。然而，突出的问题是社队干部文化水平偏低，管理不善，社员群众更缺乏机电常识，加之国产农机具的质量不过关，在使用过程中损坏率甚高，还经常发生伤人事故。譬如，有一种铡草机，在房山县就发生50多起伤手事故，社员叫它“铡手机”！我们给上级打报告，责令生产厂家停产整顿。又如，服务队的技工在检修机具时说声“缺机油。”生产队长就回家宰了老母鸡，送来半碗鸡油。

农村机具普遍缺少维修、保养。昌平县的不少水泵坏了，弃置不用，或另买新的。我们把坏泵拆开看，有些是吸进砂石，打坏了叶片；有些被杂草、水蛇、死猫、烂耗子堵塞。而那些还在使用的水泵，进水口也不加护网，有的还把清水泵当污水泵使用。并非所有的机手都缺少这点常识，此中还隐藏着奥秘：社员出工有“甜活”与“苦活”之分，壮劳力干一天记10分（满分），妇女和半劳力记5分，雨雪天气不出工就不记工分。而机手属于“专摊专业”，全年记满分。年终结算，按工分计酬，且与口粮挂钩，“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儿！”因此，通常是大队干部和生产队长的子女当机手，而招工、当兵、上学、提干等“农转非”的机会也优先让给他们，女机手“一嫁军，二嫁干，嫁个工人吃饱饭，高低不嫁庄稼汉”，所以机手队伍很不稳定，有点经验的老机手走了，新机手也并不安心，往往以此为跳板，一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