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国医生怀有好感。

病还没好，就赶上了震惊中外的“长沙大火”。若干年后，我长大了，才知道是国民党官员惊慌失措，岳阳失守，日军过了新樯河，误传过了捞刀河——此河就在长沙郊外，三国时期，关公大战黄忠，青龙偃月刀掉入河里，周仓曾经下河捞刀，因而得名——便下令在城内四处放火，把这座古城烧毁了十之七八！当时，父母伧惶地把我接出医院，没有回家，就沿着湘江岸边往城外逃难，回头一看，大火已经烧红了半边天，把滚滚的湘江水都染成了血红颜色。

这次又是妈妈带着我和弟弟逃难到了桂林。父亲公职在身，随学校撤退到湘西山区去了。

桂林是当时的文化名城，很多爱国的文化名人，大体上都是沿着平津——武汉——长沙，或京沪——香港——广州，这样的两条线路汇集到桂林来。“桂林山水甲天下”，可惜，那清澈的漓江，奇丽的峰林，沿江的凤尾竹，鲜艳的夹竹桃，在难民的眼睛里并不好看。敌机常来空袭，我们天天跑警报，躲进七星岩的山洞里。这个溶洞很大，如今是著名的旅游景点，每天接待几千位中外游客。当年这个洞里常常躲进一两万难民，灯光昏暗，空气污浊，席地而坐，拥挤不堪，还有病人和死尸从我们头上抬出去。那些千姿百态的石花、石笋、锺乳石，在我们眼里恰似死难同胞的嶙峋白骨。

在一次大规模的狂轰滥炸之后，桂林城里住不下去了，妈妈带着我和弟弟搬到郊外阳朔，投靠早一些逃到这里来的五姨妈。五姨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生，姨夫是东京帝国大学教育系毕业的，由于日寇发动侵华战争，他们毅然回国，从事教育工作。姨夫是河北省一所师范学校的校长，他爱书如命，带着十万册图书南迁，想在大后方继续办学校。他的理想是“教育救国”。不久，他回到湖南省的冷水滩，去筹办一所培养铁路员工子弟的扶轮中学。

母亲带着我们两个孩子又辗转来到了贵阳。现在回想起来，母亲十分艰难，我的肺病还没好，当年也没有特效药，只能增加营养和吃鱼肝油，我不知道她从那里买得到鱼肝油？弟弟只有6岁，帮不了任何忙，还很调皮。再就是经常带着我们跑到城外躲警报，一躲就是一整天，在大树下、田坎上教我俩读书。她失业了，我见过她用工正的毛笔字写下一张借据，向我父亲的朋友汪德亮先生借贷“贰佰圆”生活费，借款者是我父母二人的名字。我不知道那笔钱是不是银元？我也从没见过这位汪叔叔。但我明白，在那兵慌马乱的岁月，肯借钱给我们的汪叔叔一定是个好人，是我父亲的好朋友。在贵阳的一年，生活十分艰苦。作为母亲，她坚持每天给我和弟弟讲课，不让孩子荒废学业。作为妻子，她盼望着一家团聚，不肯远离丈夫，不去重庆、昆明，这次到贵阳，也是为了离湘西近一点。

其实，我父亲已经离开了湘西，他那个学校搬到了湘东南的耒阳县农村。那时候交通、邮政都很混乱，再加上双方地址经常变换，自从长沙大火之后，母亲不知写了多少封信，还是与父亲失掉了联系。

日寇同样轰炸贵阳。一次被称为“贵阳大轰炸”的惨案，也让我们赶上了。法西斯的野蛮残酷，不仅仅表现在华北制造“无人区”，在东北用人体作细菌试验，在南京大屠杀，也对我后方城市的平民百姓进行灭绝人性的狂轰滥炸。这次就出动数十架飞机，把贵阳市中心人口密集的商业区“大十字”、“小十字”炸成了血肉横飞的一片火海、一片废墟。这年我8岁了，亲眼所见的惨案，永远不会忘记，刻骨铭心。什么是法西斯侵略战争？什么是“弱肉强食”？中华民族为什么要发愤图强？以及我的父辈为什么献身“教育救国”、“科技救国”？这些大道理，8岁的孩子不该懂，也不会懂，但那严酷的现实已经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播下了觉醒的种子，作为“九一八”事变的同龄人，爱国主义思想将决定我的一生。

1940年，我们一家四口在耒阳县小水铺农村团圆了。这是我童年第一次获得的相对稳定的读书时期，长达3年。母亲这人太要强，她给我制订的读书计划是：5岁上小学，10岁上中学，16岁上大学，20岁大学毕业就去美国留学深造。且不要指责一位小学校长对自己儿子的希望，还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吧，就在辗转逃难、跑警报的路上，就在七星岩的溶洞里，妈妈也没有停止过给我补习功课。现在我8岁多了，该上几年级呢？爸爸叫我按部就班地上二年级，妈妈急了，说：“这几年你没管孩子，现在也不准你管！”她逼我插班，其实是跳班上了五年级——否则10岁怎么能上中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