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九一八”事变后的两个月，这就注定了我有一个苦难的童年。

“七七”事变，芦沟桥的炮声我至今记忆犹新。宋哲元将军率领的二十九路军奋起抗战，揭开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历史一页。这时我不满6岁，由于父母都是教育工作者，我5岁就上学了，是著名的师大附小一年级学生。从此，我便用一个小学生的眼睛来看这场侵略和反侵略的战争，用一个天真孩子的心，来感受和铭记民族的苦难和觉醒。

我家住在北京（当时叫北平）西城小沙果胡同的一座四合院里。大人们在窗玻璃上贴了许多牛皮纸条，是预防炮弹震碎了的玻璃伤人。再就是大夏天的也挂上了棉门帘儿，说是可以挡住子弹和炸弹的碎片。除此之外就再没有别的什么防护措施了。

深夜，我被爸爸的亲吻弄醒了。他只对我说了一句：“乖，听妈妈的话！”然后他又亲吻熟睡的弟弟。妈妈不准我起床，就悄悄地送走了爸爸。

第二天我在胡同口看见了过伤兵，许多市民帮着抬担架，还有上前搀扶的，送茶水、送鸡蛋的。听邻居家的大人们说，医院里住满了伤兵。

不久，日本兵进了城。此时正值暑假，不上学，妈妈也不准我和弟弟出门。

秋后复课，校门口挂上了日本鬼子的膏药旗，进出校门，还要强迫我们给它鞠躬。不久，来了几个日本教师和一些日本学生，增加了日语课，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各个班级的中国孩子都必须学日语。

我妈妈是第三十八小学的校长，那里的情况也是如此，她非常气愤，毅然辞职。妈妈含着眼泪对我说：“不要去上学啦！就在家里，妈自己教你。”

我家人口不多，住的是独门独院。爸爸去南方以后，二舅一家人也从河北省农村逃进北京城来避难，跟我们住在一起。听二舅说，鬼子兵在农村烧杀掠夺，无恶不作，把青年妇女抓到场院，扒光衣服，当众轮奸，农村已是人间地狱。相比之下，日寇在北京城里还收敛一些，装出另一副面孔，讲什么“日中亲善，同文同种”，进行奴化教育和文化侵略。

晚上，二舅插上院门、房门，妈妈偷着打开收音机，收听武汉电台的广播。好在院子里都是亲戚，不会走露风声。妈妈是天津女子师范专科学校的毕业生，这在当时已经是学历很高的新女性了。她性格开朗，热情、要强，常常把我从被窝里拽起来听广播，虽然许多事我听不懂，但妈妈的意图是让我学唱《义勇军进行曲》，每次广播当中，都要反复播唱这首号召力极强的抗战歌曲。妈妈还把歌词记录下来，教我背诵和默写，“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她还给我讲戚继光抗击倭寇和甲午海战的故事，讲着讲着就流下了眼泪。

1937年冬天，二舅把我们送到了天津的英租界，这是逃离沦陷区的第一步。不久，妈妈就带着我和弟弟搭乘招商局的轮船，经过青岛、上海、厦门、汕头、到达香港。一路上妈妈很兴奋，叫我给别的乘客唱《义勇军进行曲》。每到一地，她都带我上岸去看看，给我讲这些城市和省份的特产，结论都是“中国地大物博，中国不会亡！”这是我第一次聆听地理课，印象极深，而且养成习惯，在逃难的过程中，父母常常结合当地的情形讲历史地理故事，这样的爱国主义教育，真是没齿难忘啊。

在香港，我们举目无亲。妈妈这年只有29岁，带着两个幼儿，白天外出打工，晚上回来坚持教我学习二年级的功课。待我和弟弟上床以后，她还要写几封信，寄给内地的亲友，到处托人寻找我的父亲。

我父亲是大学教授，此时已参加抗日工作，在张治中将军任校长的一所抗日干部学校当教育课长。他终于赶来香港，刚把我们接到广州，就遇上了大轰炸。我们住在爱群旅馆（现在的人民大厦），这座13层的楼房是当年广州最高的建筑物，由于悬挂美国星条旗，日寇的飞机不敢炸它。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轰炸的惨象：敌机飞得很矮，在市区肆无忌惮地轮番投弹，民房起火，浓烟蔽日，许多百姓扶老携幼，跑到爱群旅馆的四周躲避。

爸爸说：“没有高射炮，连高射机关枪也没有，敌机就更猖狂啦！”

我们赶紧逃离广州，来到父亲供职的长沙。后来听大人们说，就在1938年冬天，武汉、广州相继失守。因而长沙一度成为抗战的中心城市。

我染上了肺结核病，被送进湘雅医院，男女医生都是美国人，会说中国话，待我很好。他们同情中国，说：“日本鬼子是法西斯蒂，妄想并吞中国，好比蛇吞象！”因此，我从小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