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可能凭军功和资历，或可免去一死。于是，当天，我父亲把部队的事务做了一些安排，又把文书叫来，托咐他如果自己万一有事不测，请他代为照看山东老娘。然后，我父亲带枪去了团部。到后说明原由，立即被搜缴了佩枪，关押起来听候处理。

父亲禁闭期间，接听到的消息更不好，经过仔细查证，死者确实不是土匪，而是普通乡民，纯属被人诬告。这比原来的情况更坏了一层。

大约10天之后，我父亲从禁闭室里听见外面人员跑动，有首长命令“某某班把守山口”，“某班把守要道”等，我父亲悄悄问哨兵怎么回事，哨兵说马上处决犯人。我父亲心里一沉：完了，这么快。

正在瞎想，来了两个兵，带我父亲去见团长。团长见面，二话不说，下令说：“老蔡，你带一个班，带一挺机枪，把住路口。”

我父亲闻言大喜：原来没有自己的事，是执行警戒任务。他立即照办，带兵走了。

行刑大会准时进行。原来处决的犯人是诬良为匪的坏人，此人本身是土匪，与死者有些过节，便设计用诬告来整死对方。部队查清问题后，迅速抓捕了此人，决定将其处决，同时赔偿了死者。

事情到此，我父亲死罪已免，活罪难逃。随后不久，他就被派到一支刚刚被收编的土匪队伍中做政治工作。

这支队伍几次被收编，几次又反水，杀了我军派去的两个人了。由于我军大部队在山中剿匪，一时无力马上收拾他们，所以暂以收编方式安置他们。这支队伍头子非常狡诈，风声一紧，他就率部投降。风声一过，他就杀掉军队派来的人(当时只派有一二个人)，再次为匪。到我父亲去时，他已是第三次被收编了。

我父亲临行前，心知此行凶多吉少，但服从命令为军人天职，况且又是带罪立功，自然义不容辞。团长和他话别时，嘱咐了许多要留心的话，最后还给他换了一支新手枪。

按照约定，土匪头子亲领马弁，到驻地外十里迎接我父亲。从此，我父亲一个人在这支土匪队伍中周旋了约一个多月。不久，文书因被查清了实际责任，也被派到这里“协助”我父亲工作，仍然担任文书。土匪和他们都是各有心事，虚与委蛇，表面上大吃大喝天天好好招待，实际上派了20个土匪，荷枪实弹以保护为名，行控制之实。这一个多月，我父亲二人真的是提着脑袋在玩，说不准哪天土匪又会哗变，两人就是死期到了。

这一次，我父亲二人洪福齐天。由于剿匪卓有成效，各地逐步安定，大军也相对集中到本地，土匪头子一直没再轻举妄动。最后，条件成熟时，军队包围了土匪，全体缴械，土匪头子及少数骨干分子，被依法处决，其余的喽罗大部分遣返回家监督务农。

这一来，我父亲和文书二人，才完完全全脱离了死亡的威胁。

直到老父亲去世前，文书和我父亲还是莫逆之交，两家儿女至今仍在往来。文书有一女儿，我父母和文书夫妻，曾经有心撮合我与她成其一家，无奈子女大了不由人，各有各的路，此事没能如老人们的愿。但这事并不妨碍我们两家始终通好。

1959年，父亲因“思想右倾”受开除党籍留党察看处分，以后几年又相继被开除党籍，公职，文革开始时，又逮捕入狱一年三个月。直到1985年平反昭雪，蒙冤26年。我从未听父亲抱怨或漫骂过党和政府，始终对党和政府忠贞不渝。这一点影响我至深。

2005年，父亲寿终正寝，享年78岁。他的骨灰盒上，至今按他的遗嘱，始终覆盖着一面鲜红的党旗。

五十七第三交响乐死里逃生波尔卡（一）

（一）刀下留人

死囚被判死刑后，要想死里逃生，只有两种途径。一是检举立功免死，二是辩冤平反。干警们说，大约十个死囚中，有一个可以侥幸不死。

龙科长在所里好打抱不平，遇上罪不该死的死囚，他也不忌讳出面说话，甚至四处找人帮死囚申辩。他很感慨地给我讲了一个死里逃生的故事。

大约1990年初左右，来了一个叫黄轶的人犯。小个子，40岁上下，南京人，据说是某军区副司令的儿子，另有干警说他不是高干子弟。他因为“挪用公款”被拘捕。关押约一年后，一审以“贪污罪”判处黄轶死刑。看守所立即给黄轶上了脚镣，没想到，此后这脚镣陪伴他渡过了三年多。看守所的张科长说，他认为黄轶罪不至死，决心为黄氏奔波一番。他找到当时的某中院孙副院长，孙说，审判委员会对这个案子是有争议的，一部分人认为无罪，一部分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