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宜宾一带剿匪。他当时的部队番号，我至今还滚瓜烂熟“二野三兵团十军二十八师八十二团三营七连”。其间他曾担任剿匪大队长之职，驻扎在某乡场，一年多里处决土匪200余人。当时也没有正规的布告，每次处决前由连队文书写张告示，往场镇上贴，就执行。至于当时死刑审批手续如何，我不太清楚，反正每次布告都由我父亲署名。可能是大家觉得没有印章太“han碜”，就叫一个会刻章的土匪给我父亲刻了这么一个章，以后一直使用和保存下来。我从小就喜欢把玩这个章，至今此章仍作为遗物留在母亲手中。

听父亲说，他们处决土匪，都是枪决，没有任何第二种形式。

尽管父亲是拿枪的，但他在剿匪的同时，自己也险遭死刑威胁。这件事，他不止一次时我说过。

剿匪中，最大的困难似乎不是作战。因为土匪往往是乌合之众，没有什么战斗力，与正规军作战，往往土匪占不了什么便宜。但是，土匪本身不穿军装，聚啸之时拿枪在手，纠集成匪。败退之时将枪一丢，军队的人又很难判断对方是否普通百姓，这就难免造成差错。

终于，有一天差错大了。

部队的一个文书，与我父亲是老乡。有一天，有人点水，指认某乡民真实身份是土匪。文书带着几个兵，就把人抓来了。乡民拒不承认为匪，文书火上心头，指令战士吊打，折磨一夜之后，乡民一命呜呼。文书这才慌了，连忙来向我父亲报告。抓人吊打，我父亲都不知道，现在打死了人，问题就大了。我父亲考虑来考虑去，觉得自己出面承担责任比较好。因为当时部队十分强调纪律，前不久刚刚因为擅自枪杀俘虏，部队处决了一个机枪连长。现在发生这么一个事，不要说乡民至死没承认是土匪，就是他承认了而且是真的，擅自私刑拷打至死；责任也是让人头皮发麻的。而文书本人又是“解放”不久的国民党军人(所谓“解放”，是俘虏的一个代名词)，刚入伍不久，就发生这么件事，万一上峰较真儿，难说脑袋能不能保住。我父亲左思右想，认为自己出面承担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