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鉴冰、花娟娟、洪第、金第等数十名妓，结合不忘国耻会，各于枇杷门下，高标‘五月九日停止格宴’等字样。”林黛玉（艺名）是当时上海名妓四大金刚之首，名气很大，可见声势不小。连跟上海接壤的海门地方的妓女，受到影响，也开会议决停业，发了一个古色古香的文言文写的宣言，并创作爱国歌，提倡国货歌，讨卖国贼歌，“分头拍唱”。

这些歌曲、宣言和那些传单、文告，到底是妓女们自创，还是有人代庖，不得而知，但估计多半是这些妓女恩客的手笔。这些恩客里，绝对不乏下笔生花的文人墨客。那年月，上海的文人跟花界属于共生体，休戚与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此前的辰光，产生了那么多蝴蝶鸳鸯文字，繁荣了文坛，现在代劳写点爱国的文告，自是义不容辞。据当时的报人包天笑讲，彼时即使良家妇女，也习惯由“床头捉刀人”代笔，投稿作品。虽然名字是香艳的女性，其实都是男人的文字。

男人替女人说话，以女人的口吻说话，到底是男人的意思，还是女人的意思？不好说。但是，至少可以说，有人代笔不等于妓女们的爱国行为，都是被动的。也就是说，代笔很可能是出自妓女的主动要求。因为，妓女们不仅有文字，还有行动。据当时的报纸记载，有名妓着人开着汽车，在老上海的大马路和四马路一带兜风，车上插着白旗，上书：“警告同胞，切勿暴动。”这种跟学生学来的动作，表现在妓女们身上，别有一番意趣，可以看出她们对于运动的积极性，以及对运动失控的担心。当时的上海滩，汽车还是个新鲜玩意，开汽车兜风，绝对是个很拉风的事。把这种事加上爱国两个字，真是又时髦，又刺激。在运动中，妓女们不仅参加三罢，而且对于跟三罢相关的抵制日货运动，她们也很积极，“互相劝告，此后购用国货，以免权利外溢”。显然，这对于需要便宜的日本化妆品甚多的若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损失还是相当大的。而且，据记载，一直到“五四”以后，还有名妓坚持不接待日本客人。时人感慨道：现在的官吏不如妓女，“‘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余今于‘商女’二字，欲易作‘官吏’矣”。反过来说，妓女这样的爱国行为，之所以被人拿出来宣传，也不乏借机贬损官员的意思。

虽然说，由于清代特殊的官场嫖妓限制，清末不存在如明末那种名妓文化，花界基本不存在琴棋书画俱佳者。如柳如是、李香君这样有思想的人物，更是不可能存在。晚清一些所谓的妓女作品，实际上是出自海上文人之手。因此，像上面那种《敬告花界同胞书》之类的东西，尽管是白话文（可以肯定不是新文化运动的果实），但口吻和境界，都很政治，太男人了。活像是国民大会或者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在给妓女们派活儿。所以，这种产品，最大的可能也是男人的手笔。同时，鉴于在晚清到民国的历次爱国运动以及政治事件中，强调卑贱者的参与热情，已经成了一种宣传策略，不仅妓女，乞丐和小偷也会拿来做文章，说他们如何热情如何奋发，云云。不仅正面的运动如此，连洪宪帝制运动，不是也有花元春、小阿凤领头的妓女请愿团吗？当然，在护国讨袁中，人们则喜欢吹捧那个替蔡锷打掩护的小凤仙，从而实现两边微妙的平衡。这样的事情，在本质上，都属于拉妓女来搞政治。

所以，我们看到的五四运动的花界参与，尤其是那些热情洋溢的文字，多半有人造的成分，应该属于运动宣传造势的一部分，动员的一部分。告诉人们，连妓女都爱国了，你们动还是不动？只是，被拉得妓女，在运动中如火如荼的三罢中，的确也有主动的成分。由被拉动，到自己动，她们有这个自觉。就算是被利用，她们心甘情愿。贺萧的研究告诉我们，据上海著名小报《晶报》报道，在1919年，有名妓因为不读书，不熟悉“爱国”“同胞”等新名词，竟至门庭冷落。

退一万步讲，妓女之所以有这样做的动力，也有其内在的原因。上海是个趋时的城市，近代上海的妓女，除了最下等的之外，一般来说属于中国最为趋时的女人群体。不仅时装的变化，女性最早坐四轮马车，坐汽车，照相，上报刊封面，都是她们首开风气。因此，即便没有发自内心的爱国热情，当爱国成为趋时的内容的时候，她们也是不会落后的。

记得有句一度很时髦的话，战争让女人走开。但是，政治却不会让女人走开，也走不开。无论宫廷谋划，还是密室阴谋，甚至大街上的抗争，都有女人的身影。就连义和团这样因为“神术”禁忌而高度歧视妇女的运动，也有所谓红灯照这样的传说。“五四”是一场学生发起的政治抗议运动，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