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是一场学生发起的政治抗议运动，但运动的深入，则很快演变成一场市民运动。到了这个地步，运动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一种时髦。

“五四”是一场大规模政治运动，就当时而言，举国震动。不过，运动波及的人群，主要是城里人。作为当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只有住在上海、天津这样的大都市边上的，才有点影响。所谓的影响，就是很多乡下人听说城里人闹事，跟日本人有关，莫名恐慌，担心日本人下毒，跟义和团时的担心很相似。他们实在弄不清楚巴黎和会是怎么回事，山东又怎么啦。他们知道的，就是突然之间，一向没有好感的日本人，不知怎的开始更发坏了。所以，见着日本人或者他们认为像日本人的人，就上前盘问，说不清楚，就一顿胖揍。

城里人则没有被搅动的少，如此大规模的运动，天天折腾，宣传，示威，想置身事外都难。从资料上看，多数的市民都很积极，包括积极地看热闹，从学生演讲、游行到抵制日货，再到把不肯抵制的商人抓起来戴高帽子游街，都出来看。不仅看，而且十分有警惕性地仔细查访，防备日本人下毒。但凡见着长得像日本人，而且带瓶子上街的，无论是打酱油还是买药，都一律抓住送局子，或者干脆就一顿老拳。

花界，也就是今天说的娼妓业。花界中人，也是市民，而且是市民中很有曝光度的一群。晚清以降，花界对于政治向来热心。革命党在妓院谈革命，保皇党也在妓院里讲保皇。成立了国会，八大胡同的常客，人称来自“两院一堂”：国会的参众两院，以及京师大学堂。花界花魁的评选，晚清时节是状元、榜眼、探花，民国则是总统、总理、部长。连时装裙裤，都印着国旗。因此，在“五四”这种热闹的时候，自然不会置身其外。

北京的花界，官僚气太重，好像很少听说有运动的消息。而上海就不一样了。上海罢市，花界积极参与，大小妓院一律关门停业除牌。连在妓院做杂役的人，俗称“乌龟”之辈，都动了起来，“九成同义会（乌师帮所组织者）且向各妓院散发‘国事危急，学生被捕，商业停顿，挽救学生，本会同业，公同停业，不达目的，甘坐待毙，大众开市，方始做业’的一种传单”。

等级高的妓女校书和长三，一向乐于出头露面，走上街去跟学生一起撒传单，为游行的人们供应茶水。名妓鉴冰，专门设了一个学生饮茶休息所，“门前张一大纸，书‘青岛问题发生，各界一致罢歇，学生为国热忱，不过稍尽绵力，妓界泣告’”。据说，“各妓院门前，多贴有长八九寸、宽二寸之小传单，楷书‘君亦中华民国之国民乎’。见者多触目惊心”。是激励嫖客爱国，还是借以自我表白？也许两者都有。上海西福致里的妓女妙莲，不仅捐了50元给国民大会，而且发出一份《敬告花界同胞书》。全文如下：

我们中国到了将亡未亡的时候了。现在所以未亡，全仗一点国民的志气。自外交失败的信息传来，首先由爱国的学生，发起惩警卖国奴，抵制日本货。没有几日，全国各界万众一心，下至小工车夫，亦不肯与日人工作。可见人心不死，正是我国一线生机。唯我青楼一无举动。我本我的良心，想出几条办法，劝告我全国花界同胞，各本良心，尽我国民应尽之天职。后并附八条：一、请花界同胞哀恳各界，一致救护被捕爱国学生。二、请花界同胞，将波兰、朝鲜亡国苦处，择要印在局票后面。三、请花界同胞劝人文明抵制，不可稍有暴烈行为。四、请花界同胞普劝我商家，国货万万不可涨价。五、请花界同胞量力捐助国民大会，及学生联合会经费……

据报道，上海的花界，跟学生和商人一样，也组织了救国团，即名“青楼救国团”，发起者为名妓鉴冰、笑意、金书玉、妙莲等人，这些人都是校书级别的名妓，多次上过花界花魁榜的。这个救国团，曾一日发出传单两千张。其中一份花界的传单，是这样写的：“我们花界，斯业虽贱，爱国则一。愿我同胞，抱定宗旨，坚持到底。国贼弗除，学生不放，誓死不休。第一要紧，切勿暴动。如遇日人，佯作不见，倘伊寻事，逆来顺受，莫堕奸计，至要至要。特此奉告。青楼救国团泣告。”不愧是青楼女子，爱国也带着可爱的柔性，跟印度的甘地类似，非暴力抵抗。即使日本人前来寻衅，也要逆来顺受，远离暴力。

据美国学者贺萧（GailB.Hershatter）的研究，“五四”时期的上海妓女，一共停业两次——5月4日之后，5月9日国耻日（“二十一条”签订日）停业一天；然后在6月上旬，又跟上海市民一起三罢，直到6月中才结束。“林黛玉、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