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女康同薇学。并由她协助于1897年编成《日本书目志》。据统计，在1850—1889年间，从日文翻译著作占总翻译著作的15.1%，而1902—1904则达到占60.2%。而在中间间段的1895—1898年，可以肯定只会比15.1%的比例高。这段时间被介绍到中国来的外国史书中，有不少是从日文转译的，有些还出自日本人的再编辑，像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网千仞的《米利坚志》等等。康有为后来回忆说他之所以大力引进“东学”，是缘于他1879—1880年间他的两游香港，那时他邂逅一乡人陈焕鸣，陈氏精通英文才华出众，曾受聘任中国驻日公使馆英文翻译，后弃官隐居于香港。他在日期间，收罗了不少日本所翻译的西学书，这些书籍被应邀至陈家的康有为看到。于是“吾（指康有为——笔者注）于君所见日本书目，乃惊日本之治学，而托买群书。自开译局后，请译日本书，派游学，因缘实自君来也。”在那个时代，康有为的确是名符其实的早慧者，有这种“先见之明”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

20世纪初的中国留学日本潮，也在这个时间开始涌浪，由于费用低，交通方便且文字相近，去日留学从一开始就有迅速上升之趋势，这一趋势虽然被政变和随后到来的庚子之变打断，但未几就达到高潮，1905—1906年间，留日学生攀升至万人。

最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种引进外加游学的东学之渐中，大量的由日本转口的西学名词进入中国。湖南名绅也是劣绅叶德辉曾抱怨说：“自梁启超、徐勤、欧榘甲主持时务报、知新报，而异学之诐词，西文之俚语，与夫支那、震旦、热力、压力、阻力、爱力、抵力、涨力等字触目鳞比。”不错，今老学究们头痛不已的新学的名词概念，相当大一部分都来自日本的转口。诸如科学、经济、政治、国家，社会阶级、主义、政党等等，有的名词引入还经过一番曲折，比如“经济”一词用来对应Ey，在时务报1896年第十四册的一篇文章《日本名士谈经济学》中已引进，但接下来却又极力回避，因为经济一词在中国古已有之，表示的是“经国济世”，为怕引起误会，时务报一段时间内尽可能用资生、生计、平准、理财等词来代替，可惜都流行不起来，最终还是回到“经济”一词来，以它来对应Ey。

由于中西两种文化体系存在很大差异，近代文明与古代又有相当的不同，因此寻找汉语与西学名词的对应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严复在译约翰·密尔的《OntheLiberty》时，就曾苦于难觅与Liberty的对应汉语词汇。因为汉语语言体系在引入新词时，多在以往的词素中重新组合搭配，日本既然先一步做完了这种选择搭配，自然也就省了中国人的功夫。应该说，这是在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文化大启蒙中，“东学”对中国新学的很大的贡献。

不能否认，从19世纪末开始，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的“东学之渐”，有着很明显的应急速成的强烈功利主义特色。学习日本，背后最强烈的动机就是卧薪尝胆，尽快掌握日本经验，事半功倍地富强起来，也好报仇雪耻。在当时，最流行也最令人听得舒服的西方历史故事是普法战争法国战败，割地赔款，然而法国上下一心，再次崛起的经历。康有为甚至想当然地认为，西洋各国至富强花了三百年，日本学西方致富强用了三十年，而中国“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又据台湾学者统计，“1905年至1906年，留日学生几及万人，单人数目上面看，的确值得夸耀，但是这近万的留日学生中，习速成者居60%，习普通者居30%，中途退学辗转无成者居5—6%，入高等专门者居3—4%，入大学者仅1%。”实际上，这种“学速成”的现象从东学之渐的开初就出现了。本身学日本就意味着想求“速成”，而进了日本又去读“速成科”，结果成了速成的速成。东学之渐这种“速成”特色，为中国日后的变革速成出了一大批“人才”，也为日后隐伏了无穷的麻烦，至少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学习日本的结果，离康有为“十年成霸图”的设想，相去甚远。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下当年先进士人们是怎样钻研东学的，也许是件很有趣味的事情。孙宝瑄是名宦之子，也是位勤于记日记的新人物，一生最嗜读书，东学之渐，他也是倡导者之一。在他的日记中，无数次地记载了他读书的心得，有相当篇幅涉及“东学”。其中有几次是研究日本明治维新历史的心得与讨论的，让我们看看他们是怎样讨论的：

诣燕生庐，论日本变法事。燕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