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学之渐”的说法来自于孙宝瑄的《忘山庐日记》，它十分恰当而有趣地概括了甲午过后中国出现的学习日本的热潮。

“以敌为师”这种做法实际上从鸦片战争以后就开始了。但十分明确地放下架子，大张旗鼓地形成一种学习的时尚，却是在甲午以后。在大失面子之后中国人也就不要面子了，顽强的实用理性再一次占了上风。

学习日本是战争再给中国人的一个礼物，当时在中国的外文报纸这样说道：“战争和赔款迫使中国人民相信他们之所以不如日本，是因为日本采用了新法，所以有今日的强盛。”清末民初文名大著的小说家包笑天，甲午时是苏州水乡的一位年少秀才，他晚年回忆这段不寻常的经历，仍旧生动如昔：“那个时候，中国和日本打起仗来，而中国却打败了，这便是中日甲午之战了。割去了台湾之后，还要求各口通商，苏州也开了日本租界。这时候，潜藏在中国人心底里的民族思想，便发动起来。一班读书人，向来莫谈国事的，也要与闻时事，为什么人家比我强，而我们比人弱？为什么被挫于一个小小的日本国呢？”这种“为什么”在当时大多数士人心中都有。不过答案也是很明确的，一时间过去十几年零零星星片片断断关于日本学习西方，“脱亚入欧”的种种事象逐渐明晰起来，以前被我们讥笑的一些事情，比如日本人不伦不类地学穿西服，吃牛排，现在都有了不寻常的意义。结论自然是：以敌为师。

不过，从极度的看不起到由衷的佩服，而且在刚刚被迫签订城下之盟的情况下，低下头去拜胜利者也是无理蛮横的侵略者为师，委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况，这个时候也恰是日本人极其狂妄的时候。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先生说：“在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中，日本赌以国运，诚惶诚恐地悉力以赴，结果大获胜利。从此，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为之一变，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或文化上都轻视中国，并侮辱中国人为‘清国奴’（koyo）。”在那个社会达尔文主义流行的时代，国际上的道义是不被人看重的。这种对中国人的轻视，实际上是当时日本人的普遍情绪。在这种情形下向日本学习，所受的屈辱将是加倍的。

这时中国士人之所以要学习日本，首先是由于日本是一个颇具可比性的成功榜样。日本的战胜说明了它的强大，而它的强大则说明了它学习西方战略的成功。在那个时代，尽管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有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但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却不多，理所当然认为中日同文同种，历史文化背景相近，日本能成功，中国“循迹而作”，自然也会成功。很少有人注意到日本与中国不同的社会结构与某些大相径庭的文化传统。不过，在学习之初，有这种想法也是很自然的，只能随着学习的深入，才会逐步意识到两国的差异。

所以，在学习日本的热潮中，日本的经验最为中国人所看重，大家最关心也是最想知道的是日本“变政”的经过和内容。所以这段时间最先流行的是《日本国志》和《明治维新史》这样的东西。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言论是康有为的话，在他看来，中国要想由弱变强，最方便易行的办法，就是取法日本。日本就像中国维新的向导之卒，测水之竿，探险之队，尝药之神农，识途之老马，“彼与我同俗，则考其变政之次第，鉴其行事之得失，去其弊误，取其精华，在一转移间，而欧美之新法，日本之良规，悉发现于我神州大地矣。”正因为如此，康有为详尽而不无篡改地编辑了叙述日本明治维新经过的《日本变政考》，逐条、逐事地向光绪介绍“日本经验”。这本书的主要参考书就是他和他的长女康同薇一同收集的原安之的《明治政史》、坪谷善四郎的《明治历史》、和木村芥舟的《三十年史》等日本史学著作和黄遵宪的《日本国志》。

学习日本的第二个目的，是想通过日本这个中介，更方便地学习西方，更实用地掌握西方。甲午后第二年，光绪在一份上谕中说：“现在讲求新学，风气大开，惟百闻不如一见，自以派人出洋游学为要。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诚以路近费省，文字相近，易于通晓，且一切西书，均径日本择要翻译，刊有足本，何患不事半功倍。”这段时间大量的日本翻译西方的著作被再次翻译成中文引进。不少士人还积极地学习东文（日语），力求直接阅读日文书籍，由于那个时代的日文汉字颇多，如果不追求所说，仅仅是阅读，很容易达到目的。当时黄遵宪、孙宝瑄还有孙治让等人都变成了“东文通”，孙治让还打算办一个“东文馆”并托人“延一华友精通东文者为教习。”康有为自己虽然不学“东文”，却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