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他就吊在家门前的大树上，被风吹得摇晃不止。脚下还扔着三堆破棉絮一样的东西，那就是他的三个儿子；他那得了月子病一整年没下地的媳妇，裸着白身子，躺在一堆余烬未灭的火堆旁。

于是，她回家从洞里叫出儿子。

“还有十几个小日本没有走，就呆在村长家，你去吧——带上你爸爸打猎用的那包火药。”

“他们人多，我腿还伤了——”

“你先去村东看看，全村人都在那口塘里。”

儿子颠颠瘸瘸地走了，与村长平时走路一副模样。十八婶没有抬头，她在地上搜寻着。歪在地上，只剩半截的屋梁旁，暴出那团麻绳模糊的影子，绳子已经烧成许多节，她凑着半明半暗的月光，细心地将它们一结一结地连在一起。当她快要结好第八十一个结时，地上抖了一阵，跟着一个巨大的音响传来了。

——轰！

——轰轰轰轰轰——嗡……

等到爆炸声完完全全消失在早空后，十八婶将碎了的麻绳重新结好，她站起来，默默地走到一处尚未完全塌下的房架下面，将绳子的一头系到梁上，另一头缠了个活套。但是，她第一次没成功，有一处结头没有结好，散了。“咚”地，她摔到地上半天爬不起来。当她静静地再次结好绳子，只差最后蹬掉脚下的砖块时，她仿佛听到了一种声音。

“妈妈！”

弱得象是隔了两重天。

“妈妈！”

十八婶却感到比那声爆炸还响。

她急忙将活套从脖子上取下来，颤颤巍巍地顺着声音寻去。

她终于看到儿子了。儿子就伏在村长家的门槛上，儿子显然知道母亲就在身边。她在俯下身子的同时，听到儿子在呼唤：

“妈妈，我还活着……”

这是儿子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我是按通知参加一次笔会而来到这个县的。半路上，我听到客车售票员报出一个很古怪的站名：

“十八婶到了，到十八婶的旅客请持票下车。”

坐在我身边的几个人除了同我一样奇怪以外，再也不比我知道多一点。他们也是出差来此地。

在会议报到处，县文化馆的小冯馆长向我讲了上面这故事。刚好为庆祝八一建军节而召开的座谈会还没散，使我有幸见到这位已有九十一岁高龄的老人。

“你看，坐在十八婶左边的是我们县县长，正对面是行署公安处长，十八婶的儿子死后，她在村子里收留了一批从别处流浪来的孤儿，他们就在其中。真不可想象，不到一年时间，这毁灭了的村子就恢复了生机。”小冯馆长和我坐在一个角落里耳语着。

老人，这个富于文学魅力的老人！一种职业本能，使我不能不对老人产生浓厚的兴趣。我瞅空溜出笔会去村里拜访老人。几十年过去了，战争的痕迹无论是在村子里，还是在老人身上仍是那么清晰，我一提到那次大屠杀，老人全身就开始颤抖起来。

老人从枕头底下摸出那张发黄的纸片。

“那次，盛有他是最后一个死的，这就是在他死之前，村长送来的光荣证。”

我虔诚地接过来好生捧在掌心里，突然，我吃惊了，这是怎么回事？我瞪大眼睛将那几行字看了又看。当我确认自己并没有看错时，我感到更加困惑。四十多年过去了，谁知有多少人看过这纸片，摸过这纸片，可以肯定，他们绝不会象老人那样，一个大字不识，可他们把这纸片上的秘密深深地隐藏着，哪怕是在那可怕的十年中，也没有谁告诉老人关于纸片上真正的秘密。而所有这一切人中有勉强可以领悟其中意思的小学生；有憎爱分明、嫉恶如仇的共青团员；还有当年亲自书写了这张纸片的那位落难将军。是一种什么力量把这许许多多的人集结在一个严守秘密的目标之下？

我这才明白，县民政局为什么没有老人以及她儿子的档案材料，而仍然按烈属给老人以优抚。烈士纪念馆里只字未提十六岁的盛有只身闯虎穴与敌人同归于尽的事迹，而人们仍旧给了他以英雄的桂冠。小冯馆长为什么三番五次劝我上十八婶来看看，并说肯定不会空手而归的。

九十一岁的老人也许很快就要辞别人世，她不会带走自己的渴望和憎恨，就象儿子走了四十多年后，还留着他十六岁的渴望，就象村头倾圮颓败的房舍不会淡漠对过去的炮火的憎恨。

我象所有的人一样，在告别十八婶之际，默默地告诫自己，要严守秘密。因为那纸片根本不是什么光荣证，它是一份公函。上面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