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须小心翼翼地用最平实的语言写出对这间办公室的感觉。夸饰会损害它，而简慢又会伤害我对它的敬意。它就是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办公的地方，在位于东京都银座附近一栋楼的七层，有一间大房子，我估摸有50平方米。整个事务局，包括专务理事、常务理事以及普通干事共计13个人，都在这间房子里办公。

我跨进门的第一感觉是受到冲击般的眼前一亮，继而是被震撼，并由衷地感动了，心里热热的。是因为它的简朴和拥挤吗？或许是吧，但它拥而不挤，13张办公桌被一架架一排排一摞摞的图书、资料和文件环护着，烘托着，墙上和书柜上贴满了有关日中文化交流方面的图表和招贴画，在它四面墙的最上方留出半米高的地方，摆满日中文协历任会长和代表理事的大幅照片、奖状、塑像、海报等纪念物：中岛健藏、井上靖、水上勉、高山辰雄、团伊玖磨……

这让我想起上次（1989年）来日本，井上靖先生还风神健朗，请我们一行到家里做客，在小庭园里散步，聊天。团伊玖磨先生也在一次聚会上一边喝着酒一边生动地向我描述了六次拜见周恩来总理的细节……如今竟都已作古了，就连白土吾夫先生也坐进了轮椅。

近40年来，日中文协邀请了20批共100多名中国作家访日，就是在这间办公室里筹划和处理了所有的事务性工作。一些当代中国文坛上泰山北斗式的人物，诸如巴金、冰心、曹禺、周扬、老舍、张光年等等，都曾造问过这间办公室。这里真称得上是气象万千，一片辉煌，这才是名副其实的日中文协的办公室。它丰富实用，运转迅捷，多色彩，多功能。

可是，日中文协的专务理事佐藤纯子先生却说：“现在中国变化很大，有些人只认钱，看我们办公条件差，马上想到这个组织很穷，干不了什么事，所以现在有人要求拜会，我们都婉拒。”（《人民文学》2003年第11期陈喜儒《佐藤大姐》）我对日本的办公条件不甚了解，在中国或许真的很难在大机关和大企业里再找得到这样的办公室了。当今世界的潮流是隔离，每个人都要求有自己独占的空间，即使万不得已大家挤在一间房子里，也要用墙板分成许多鸽子窝。我曾进过一家保险公司的豪华大楼，总经理占据了三楼的整整一层，有按五星级饭店标准装修成的卫生间和供中午休息一会儿的卧室，他的办公室足有排球场那么大，我当时对那位老总说了句被认为是冒酸水的话：“你一个人占这么大地方就不怕闹鬼呀？”

而这里却有另外一种和谐，一种精神，一种忙碌的文化氛围，似乎只有在这样的地方才能办好日中文化交流上的事情。尽管这间办公室里的空间已经非常珍贵，却仍然留出一块地方摆放着一张长条桌，我进去以后大家都围坐过来，一杯热茶，几块小点心，气氛融融，心也融融，有一股浓浓的人情味。我猜他们平时也是这样开会和会客的，但我想不出是什么样的人坐在这儿会不温暖，不动情，反而敢傲慢！

已经离不开轮椅的代表理事白土吾夫，每周还要到办公室来一次。被陈喜儒先生尊为大姐、要天天上班指挥和调度办公室事物的佐藤纯子先生，也已经六十九岁了，且独身一人。她对我说：“二十三年前丈夫就病故了，年轻的时候因工作压力大也没有要孩子，想想真没有资格做女人。”听了这话我有些伤感，更多的却是敬佩。她于1957年毕业于昭和女子大学英语系，然后就投身于刚刚成立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工作，“当时协会里加上她也只有三个人，右翼势力猖獗，协会经济拮据，曾连续三年发不出工资”。然而她始终毫不动摇地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贡献出来，可以说她这一生就做了日中文化交流这一件事。

然而这是一件大事，如今的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广泛地团结了要求日中友好的日本文化界人士和团体，曾开展过著名的“乒乓球外交”，为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做出过重要贡献。协会现有五千多个人和团体会员，如日本第一次建国的都城、被誉为“日本人精神的故乡和心灵的家园”的奈良市政府，多年来就一直是日中文协的团体会员。人活一世能干成一件事就不容易，特别是终生坚持了自己的信仰，生命是充实的，到老来也足堪欣慰。其实若没有强大的信仰，也是很难坚持一生的。

最可喜的是这一信仰传承下来，协会本部吸收了一大批青年才俊，让我沉实地感觉到了这间大办公室里所孕育出的希望。希望是种子，有种子就会发芽。希望也能唤醒勇气，没有任何势力能毁灭坚毅的希望。所以，日中文协的办公室里不断地增加新面孔，而且是非常年轻的面孔。娇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