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静的剑桥，城市就是一所大学，大学就是一座城市。2001年5月19日，可称得上是这座著名大学城的一个特别节日——剑桥的名人英秀聚集于已有四百多年历史的三一学院大教堂，还有从美国、中国香港、欧洲等世界各地专程赶来的近300名来宾。人文繁华，声采灿然，等待着参加詹姆斯·莫里斯（JameMirrlees）和白霞（PatriciaWilson）的结婚典礼。

——婚礼办到这个规模，就算有了国际色彩，不可谓不盛大，也说明这对新人是朋友遍天下了。但不是随便什么剑桥人结婚都可以使用这座大教堂的，英国社会等级森严，连剑桥的草坪都分成院长的、院士的……普通人是不得进入的。新郎莫里斯教授恰恰是属于这个等级社会中的上层，他是三一学院的资深院士、英国财政部政策最优委员会委员、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会长、英国科学院院士，同时还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国际计量经济学会会长，是199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被英国女王赐封为爵士。这样一个人物的结婚大典，自然就使整个剑桥都有了一种节日的氛围。连巍峨壮观的大教堂也平添了几分柔和，在阳光中越发地色彩灿烂，气势辉煌。教堂前厅里的老剑桥人牛顿、培根、桂冠诗人丁尼生等等的玉石雕像，显得神情生动，洋溢着热情和喜气。

尽管新郎如此地名高位重，可来参加婚礼的大多数外国或外地来宾却是冲着新娘白霞来的，其中也有不少中国学者。大家议论着他们的结合，由衷地为他们特别是为白霞高兴，有人说了一句中国的老俗话：“好人有好报呵！”好人——当然就是指白霞。

话得从1981年说起，由当时的中国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主婚，似乎是杨宪益、戴乃迭夫妇证婚，在北京首都剧场也曾为白霞主办过一次盛大的“艺术婚礼”。导演凌子风给白霞穿上了电影《骆驼祥子》里虎妞结婚时的那身行头，插花戴朵，红布蒙头，身上撒满五彩花瓣。新郎是在中国工作的德国人，长袍马褂，披红挂彩，按着北京传统的礼俗当躬则躬，当跪则跪。剧场内笑语喧哗，鼓乐悠扬，如同在进行着一场别开生面的演出。首都文化界的诸多名人和北京人艺的艺术家们，怀着一种友好的谐谑之情，参加了这一对“洋新人”的婚礼，一时曾传为佳话。

因为，白霞在中国文化界的人缘儿特别好。这倒并不因为她的特殊身份或是性格特别的随和。甚至恰恰相反，她常常会忘记自己的身份，该着急的事比中国人还着急，上边跑下边颠，调动国内外一切可以调动的朋友和力量。她的精力旺盛得不可思议，行动起来，纤细的腰身像鹿一般灵活柔韧，看不出她的双腿捯扯得有多么快，就是让后边的人跟不上，不得不经常地来上一溜小跑。有时她不懂得区分国情，不理解一些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敏感问题，撞了头还不知道被什么撞的。但她周围的中国人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不能不对她生出敬意。敬重她是真心为了中国好，骨子里有股“中国意识”，或者叫“平民意识”。这也许跟她的出身和经历有关……

她是苏格兰人，少年时期曾随家人到澳大利亚生活过多年，后来搬到伦敦，几年以后又返回苏格兰。这给她的印象非常深刻：活着就是移动，到处都可为家。白霞从苏格兰最好的大学——爱丁堡大学毕业后，到非洲工作了八年，为世界上的贫富差异之大感到震惊，真切地见识和体会到了什么是贫穷和落后。她的特别之处是没有厌恶和躲开，反倒培养出真诚的同情心和责任感。同时也开始对世界上另一块古老而神秘的土地——中国，心向往之。在非洲工作期满后，经戴乃迭先生推荐，便应聘成了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第一批外国专家中的一员。

我认识她是在1979年，我的一篇小说引起了大范围的争论，其中一家地方上的机关报连续发表了14块版的批判文章，白霞却组织人将它翻译成英文，并在英文版的《中国文学》上发表。受她的影响，这部小说的法文版、日文版也相继问世，我自然是心存感激。在北京的一次活动上见到了她，想不到她竟是那么的年轻，一头金发，留着普通中国妇女的发式，脸像婴儿一样细白、润泽，身材苗条、柔软，待人自然、热情。以后她又主编、出版了我的英文小说集，我们也就成了朋友。

但，她在结婚后的第二年就离婚了。原因是曾参加过他们婚礼的一位中国电影界的名人，后来将一名中国女演员介绍认识了白霞的丈夫，不想这名女演员和白霞的丈夫相爱了，白霞便主动撤出。为此，中国文艺界的有些朋友总觉得对不住白霞。等我再去北京看她，她已经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