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兴安农场，一点小事都无法隐瞒，必然引起各种各样的议论和评价，何况是不明不白地死了一个知青，而且还是个女知青呢。

尽管杜金生清楚，自己和十三队那名上海女知青之间，存在着某种隐秘，但从死者的遗书中看不出和自己有什么关系，也丝毫没有引起上海知青办来人的怀疑，这让杜金生感到庆幸和宽慰。不过，他是这种人，表面上十分勇猛，骨子里却很懦弱，等上海知青办的来人一走，他就像得了疑心病，看谁都觉得怪怪的，不管和什么人走了对面，总是疑心重重地回头瞧瞧，怀疑有人在背后偷偷看着自己，即使没有人看他，他也坚定地确信一定有人刚刚看过，而且是认认真真地看了好一会儿，只是他回头时，人家才把脸扭回去。这样，一连几天，杜金生不出门，躲在办公室里，不是躺在沙发上蒙头大睡，就是在屋里走来走去，还时不时地站在窗前发呆发愣。

夜里，杜金生突然想起从前的老上级来，这让他更加不安和烦躁，又开始不停地走来走去。没来小兴安农场前，杜金生在一个农场军务股当股长，场长是个头戴五角星，肩扛红领章的“老八路”，叫程国礼，也叫程团长。这家伙是个农民出身，大字不识几个，表面看着挺随和，态度也挺好，就是好色。知青刚来的那年冬天，发生了知青因煤烟中毒死亡的事情，杜金生就给他起草了个通报，其中有一句话，“几个知青压上炉子就睡觉了，”程团长念完了他还发挥，“上炉子睡觉那还有个不熏死的！”一时成为笑谈。那时候，城市知青刚来农场，程团长手中有权，看看这个女青年也可爱，瞧瞧那个女青年也风流，尝过北京的要尝上海的。又尝到杭州的又尝天津哈尔滨的。你想要找个好工作，来吧。先跟我睡一觉。他看中了医院某护士，指名让来打针，进屋后，嘿嘿淫笑，来吧，我先给你打一针吧。不从？你还想不想在医院呆了，想去连队割地吗？但因为他身上有七处伤疤，穿过枪林弹雨，九死一生，并且在开发北大荒的艰苦岁月里，和大家一块摸爬滚打，因此威信很高。所以他的事情很长时间没被发现。

也该他倒霉。有天晚上，他又把女知青叫到了他的办公室。事有凑巧，正赶上杜金生值班。他看到女知青进了程团长的办公室，就悄悄来到门口偷听。开始还能听到唧唧嘎嘎的说笑声，再后来就啥也听不到了，门上边的玻璃被报纸糊着，啥也看不到。但门上方的折叶窗可什么也没糊，于是杜金生蹑手蹑脚地搬来一把椅子，站到上面，悄悄一探头——倒把杜金生吓得够戗。他思忖再三，一狠心连夜跑到聂政委家做了报告。第二天，聂政委就找程团长谈了话，并在党委会上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为了教育他，还特意派他参加了专门处理迫害女知青问题在甘南召开的会议。但据说有这个毛病的人就像有大烟瘾似的，改也难，他就是如此，不但不思悔改，反而追查是谁告的密，并继续偷偷地拈花惹草。结果终于有一天，快下班的时候，师部来了两个人，也是现役军人，把他从办公室里请了出来，让他带上简单的牙具，跟他们走，他立刻就明白了。在走廊里，他碰上了闻讯赶来的杜金生。杜金生故意问他到哪儿去呀？他强打笑脸说是到师部去开一个会，并反问杜金生有事吗？杜金生狡黠地嘿嘿一笑，我也想跟你去，气得程团长的鼻子都歪了。

就是在这一年，杜金生参加了造反派，并当上了小头头，又赶上程团长被抓，场长的位置出了空缺，由原来的副场长接替，杜金生便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副场长。起初杜金生在农场军务股工作，直接受副场长领导，而军务股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负责审批知青调入转出、安置等工作，你说这权有多大！结果杜金生简直就成了掌握知青命运的生死判官。到后来，凡是有点姿色的女知青要办点事，他都以种种借口一拖再拖，就是不批。拖到最后他就开始提非分要求，并美其名曰“盖戳儿”。被他“盖过戳儿”的女知青几乎个个都忍辱含羞，三缄其口，一走了之，因此，等他来到小兴安农场当上了革委会主任，他也就越发胆大起来。那名上海女知青就是有求于他，又不同意“盖戳儿”，而被他找借口从商店给弄到十三队当农工的，女知青有苦说不出，一时想不开就寻了短见——而那两个上海知青办的人临走时，又留下了话，说过几天他们还会来……

想起这些，杜金生吓出了一身冷汗，不敢再往下想了，心情更加烦躁、不安和恐惧起来，一直熬到了天亮，又挨过了早饭。突然，他像想起了什么，急忙抓起了电话，急切地嚷：“徐亮吗？我问你……”徐亮不等他把话说完，就叽里哇啦地不知说了些什么，气得他开口就骂，“你他妈的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