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兴安农场,一点小事都无法隐瞒,必然引起各种各样的议论和评价,何况是不明不白地死了一个知青,而且还是个女知青呢。
尽管杜金生清楚,自己和十三队那名上海女知青之间,存在着某种隐秘,但从死者的遗书中看不出和自己有什么关系,也丝毫没有引起上海知青办来人的怀疑,这让杜金生感到庆幸和宽慰。不过,他是这种人,表面上十分勇猛,骨子里却很懦弱,等上海知青办的来人一走,他就像得了疑心病,看谁都觉得怪怪的,不管和什么人走了对面,总是疑心重重地回头瞧瞧,怀疑有人在背后偷偷看着自己,即使没有人看他,他也坚定地确信一定有人刚刚看过,而且是认认真真地看了好一会儿,只是他回头时,人家才把脸扭回去。这样,一连几天,杜金生不出门,躲在办公室里,不是躺在沙发上蒙头大睡,就是在屋里走来走去,还时不时地站在窗前发呆发愣。
夜里,杜金生突然想起从前的老上级来,这让他更加不安和烦躁,又开始不停地走来走去。没来小兴安农场前,杜金生在一个农场军务股当股长,场长是个头戴五角星,肩扛红领章的“老八路”,叫程国礼,也叫程团长。这家伙是个农民出身,大字不识几个,表面看着挺随和,态度也挺好,就是好色。知青刚来的那年冬天,发生了知青因煤烟中毒死亡的事情,杜金生就给他起草了个通报,其中有一句话,“几个知青压上炉子就睡觉了,”程团长念完了他还发挥,“上炉子睡觉那还有个不熏死的!”一时成为笑谈。那时候,城市知青刚来农场,程团长手中有权,看看这个女青年也可爱,瞧瞧那个女青年也风流,尝过北京的要尝上海的。又尝到杭州的又尝天津哈尔滨的。你想要找个好工作,来吧。先跟我睡一觉。他看中了医院某护士,指名让来打针,进屋后,嘿嘿淫笑,来吧,我先给你打一针吧。不从?你还想不想在医院呆了,想去连队割地吗?但因为他身上有七处伤疤,穿过枪林弹雨,九死一生,并且在开发北大荒的艰苦岁月里,和大家一块摸爬滚打,因此威信很高。所以他的事情很长时间没被发现。
也该他倒霉。有天晚上,他又把女知青叫到了他的办公室。事有凑巧,正赶上杜金生值班。他看到女知青进了程团长的办公室,就悄悄来到门口偷听。开始还能听到唧唧嘎嘎的说笑声,再后来就啥也听不到了,门上边的玻璃被报纸糊着,啥也看不到。但门上方的折叶窗可什么也没糊,于是杜金生蹑手蹑脚地搬来一把椅子,站到上面,悄悄一探头——倒把杜金生吓得够戗。他思忖再三,一狠心连夜跑到聂政委家做了报告。第二天,聂政委就找程团长谈了话,并在党委会上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为了教育他,还特意派他参加了专门处理迫害女知青问题在甘南召开的会议。但据说有这个毛病的人就像有大烟瘾似的,改也难,他就是如此,不但不思悔改,反而追查是谁告的密,并继续偷偷地拈花惹草。结果终于有一天,快下班的时候,师部来了两个人,也是现役军人,把他从办公室里请了出来,让他带上简单的牙具,跟他们走,他立刻就明白了。在走廊里,他碰上了闻讯赶来的杜金生。杜金生故意问他到哪儿去呀?他强打笑脸说是到师部去开一个会,并反问杜金生有事吗?杜金生狡黠地嘿嘿一笑,我也想跟你去,气得程团长的鼻子都歪了。
就是在这一年,杜金生参加了造反派,并当上了小头头,又赶上程团长被抓,场长的位置出了空缺,由原来的副场长接替,杜金生便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副场长。起初杜金生在农场军务股工作,直接受副场长领导,而军务股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负责审批知青调入转出、安置等工作,你说这权有多大!结果杜金生简直就成了掌握知青命运的生死判官。到后来,凡是有点姿色的女知青要办点事,他都以种种借口一拖再拖,就是不批。拖到最后他就开始提非分要求,并美其名曰“盖戳儿”。被他“盖过戳儿”的女知青几乎个个都忍辱含羞,三缄其口,一走了之,因此,等他来到小兴安农场当上了革委会主任,他也就越发胆大起来。那名上海女知青就是有求于他,又不同意“盖戳儿”,而被他找借口从商店给弄到十三队当农工的,女知青有苦说不出,一时想不开就寻了短见——而那两个上海知青办的人临走时,又留下了话,说过几天他们还会来……
想起这些,杜金生吓出了一身冷汗,不敢再往下想了,心情更加烦躁、不安和恐惧起来,一直熬到了天亮,又挨过了早饭。突然,他像想起了什么,急忙抓起了电话,急切地嚷:“徐亮吗?我问你……”徐亮不等他把话说完,就叽里哇啦地不知说了些什么,气得他开口就骂,“你他妈的能